亘古未有的意思-亘古未有之变局

1.阿斯本舰队事件

2.魏晋南北朝有多黑暗？

3.带“恒古”两字的成语

4.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按点来说，要简略的

5.亘古未有的拼音

6.试述李鸿章的政治思想

阿斯本舰队事件

阿斯本舰队事件是在奕欣主持下，清政府购买西方舰船利炮，建立近代海军的一次尝试。此事因镇压太平天国而起。“今日之势……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1](p482 ) 曾国藩因此而上折，“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大江上游设有水师，中间并无堵截之船，非独无以断贼接济，且恐由苏、常进剿，则北路必受其冲。'” [2](p490) “要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 [2](p71 ) 。 1861 年，清政府决定向英国购买船炮，奕欣与当时活跃在中国的英国人赫德商定雇用少量外国人教练枪炮和驾驶轮船。在船炮未到中国之前，奕欣为防止这支舰队被侵略者“据为保护口岸之计，不受中国调度”，奏请饬令曾国藩尽速提前为船队配备将弁水手。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受托承办此事，说服英国皇家海军上校谢拉德·阿斯本帮助办理购舰的具体事宜，并违背清政府的旨意，擅自与阿斯本签订合同十三条，规定由阿斯本担任舰队的总司令，阿斯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不执行“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之任何谕旨”。 [3](p162) 阿斯本认为不能满意的命令，李泰国也答应拒绝代为中转等等，完全暴露了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和野心。消息传到国内，朝野哗然。奕欣认为这个合同“事事欲由阿斯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难以照办” [4](p75) 。他和李泰国反复辩驳，议定“轮船章程五条”，收回了清政府对这支船队的指挥权。阿斯本率舰队抵达中国后，对五条章程大为不满，同李泰国一起要求清政府接受他们订立的十三条合同，遭到了奕欣的拒绝。曾国藩、李鸿章也坚决反对阿斯本把持中国舰队的阴谋。此时，太平天国已陷入危机，清军取得战略优势，南京即将收复，舰队之事已非迫在眉睫。而且这支舰队上有外国官兵、水手 600 余人，言语不通，气类不合，倘若为洋人控制，“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不特蔡国祥断不甘心，则水路将士皆将引为大耻” [5](p268) 。 1863 年 11 月 2 日，在奕欣的奏请下，清政府拒绝再次让步，决定遣散舰队，全部舰船由英国负责变价出售，所得款项交还中国，并承担阿斯本以下官兵 600 余人九个月的月薪工银和回国路费共 375000 两白银以及阿斯本赏银 10000 两。 1864 年，英国将变卖舰船款项交还中国，阿斯本舰队事件始告平复。清政府这次购买西方舰船改善旧式水师的努力经营几近两年，耗银数十万两，却以令人沮丧的结局告终。

阿斯本舰队事件是以奕欣为首的洋务派在军事领域救亡图存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使奕欣等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思路发生变化，从洋务运动之初的“火轮船剿办更为得力” [4](p71) ，直接购买西方先进武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平内制夷，更进一步的转向技术层面。

一 阿斯本舰队事件所揭示的“夷夏之防”双层内涵：主权与文化理念

纵观阿斯本舰队事件，中西主权矛盾贯穿始末，以奕欣为首的清政府官员与李泰国和阿斯本为控制舰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然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事件本身就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冲突，即中国封建传统理念与异种的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撕扯，这也构成了奕欣“夷夏之防”的两层内涵。

（一） 在主权的层次上的“夷夏之防”，即现实政治中的国家冲突。集中地表现在李泰国与阿斯本私定的“十三条合同”和以奕欣为首的中方针对此而提出的“轮船章程五条”的对立上。

关于“十三条合同”，“大意欲派阿斯本为水师总统，李泰国会办，一切均归阿斯本、李泰国调度，而每年所用经费以数百万计，并请将各关税务全归管理，任其支取使用，欲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 [4](p163~164) 这完全违背了 奕欣等购买西方船炮，建立一支近代海军以求自强自立的初衷，遭到清政府明确拒绝。 奕欣“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相持几至一月” [5](p268) 。之后，双方 经过商定提出了“轮船章程五条”。章程规定，新舰队由中国选派一武职大员担任“汉总统”，延请阿斯本担任“帮同总统”，任期四年，舰队一切事宜由两总统协商办理；舰队作战应听从所在督抚的节制调遣，行兵进止由中国主持；此外，应随时挑选中国人员上船学习。“轮船五条章程”实际上是一个折衷的方案，部分承认了既成事实。很明显，清朝政府对英国人的态度有所保留，不敢采取过分强硬的措施。

就 个人角度而言，奕欣曾亲历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焚掠园庭，增添条疑，种种要挟狂悖” [4] 的痛楚和战后签订《北京条约》期间的奇耻大辱，所以对阿斯本舰队事件持有极其强硬的态度。“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 [1](p483) 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奕欣又必须从长远计，权衡利弊。“臣等综议天下大局……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 [1](p483) 。在这种心态下， 奕欣 先是提出自强御侮，以之为作为洋务运动的行动主题，又进而对各项具体活动制定具体方针，权不外假。在阿斯本舰队事件中， 奕欣的所为也是在可能的范围内防夷护夏，极力保障清政府封建国家的主权。

1 以华人为兵为总统，以华率华。

奕欣与李泰国经激烈辩驳商定的 “轮船章程五条”中言明：“中国所卖火轮兵船，现在议定，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船之汉总统”，“自应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练习” [4](p164) 。之后，蔡国祥担任汉总统，以其所节制的盛永清等七人为各舰管带，以楚勇配备各舰。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对西洋技术知之甚少，延请西洋教练也就不可避免。在阿斯本舰队中，“行船、放炮及一切火器，阿斯本务须督同船主、员弁实心教练，以收实效” [4](p164) 。对此， 奕欣其实是“深恐终有弊端”，“洋人教我练兵，弊不在于演习之时，弊实在于临敌指挥即为此军之将。倘以我国之人为将，又以素为谙习其法，难以得手。必至兵将相习，自不得不暂用其人，洋人之骄蹇日形，实为势所必至。” [4](p333~334) 同时，奕欣又反复强调轮船“断不可日久仍为外国人所主持”，“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5](p250) 。另外按照章程，舰船所带西洋兵员，由阿斯本管束，不得骚扰百姓，从事一切不法情事，损害中国利益，违者以军律严办。同时，奕欣还以中国军队约束监督，令蔡国祥另带中国师船，同泊一处，以防滋事。

由上可见，虽然实际上清朝政府是做了退让，但是比之“十三条合同”，章程要有利的多，奕欣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

2 清政府掌握财政军饷大权，控制舰队所属性质。

军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清末武装力量林立的局势下，更是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在奕欣等拟定的“轮船章程五条”中，明确提出要控制舰队的财政权。“此项水师……其应支粮饷、及火食、煤炭、犒赏、伤恤银两，并一切未及预言之各项用款……每月在各海关支取，每届三个月将细账造报总理衙门转咨户部核销。” [4](p164) 这样，李泰国就不能再插手阿斯本舰队的活动，阿斯本的主要职责也只限于负责军事训练，整个海军舰队则直接掌握在清政府手里。洋人虽进入中国腹地，但其力量已被消除，不能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

这样，奕欣通过使清军熟习西洋技术增强战斗力以及削弱阿斯本等人的权力，保证了阿斯本舰队的所属，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王朝的军事安全以及外交尊严。主权冲突问题在阿斯本舰队解散之前虽然只是以妥协达成暂时的一致，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清政府比之以往的外交事件，表现出了应有的气魄和胆量，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二） 文化理念意义上的“夷夏之防”。实际上是既异于传统知识分子又异于后来的维新分子的奕欣等人，在传统封建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交锋中，如何为其自身及其所倡洋务寻找理论归宿的一个反映，这与当时坚决反对洋务的顽固派所言的“夷夏之防”有所不同。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军队商船强行进入中国的同时，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也不自觉地渗入中国人的思维视野中，冲击着两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封建统治核心层的奕欣等身处其中，心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文化始终难舍眷恋，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地被西方文明先进及强大的力量拨动心弦，从而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并不彻底的反思，并从此萌发救亡图存的新探索。他们敢于面对现实，“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4](p9) 。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冯桂芬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对这种洋务思想作出了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在奕欣等倡导的洋务自强运动中，海军近代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阿斯本舰队事件正是洋务派海防思想肇始时期，筹建近代海军海防已成为“师夷长技”求自立自强的社会思潮。这个事件本身是海防近代化的产物，但是近代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嫁接而来，因此，阿斯本舰队从组建到解散，实际上还反映了近代海防思想背后西方文明与传统观念的尖锐冲突，以至连一手操办此事的奕欣等人也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异质文化的瞬间变幻的参照系里，自身定位忽明忽暗，充满了矛盾。夷夏之防、文化领域的难以调和对洋务派而言是个尴尬的境况。他们认为，中国固有的礼乐教化的儒家文明是至高无上的，必须保留并加以卫护；但是中国的旧式船炮不如西夷，为了应付海上挑战，必须效法西方，因此要引进技术，组建阿斯本舰队。但是这个认识内部就包含着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以资本主义为背景的近代海防不可能与封建主义丝丝吻合。在这个层面上，洋务派并不能令人信服。他们在与顽固派的论争中，只是简单地重复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即如何防止资本主义技术冲击他们赖以生存的儒家文化。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里，阿斯本舰队事件揭示了双重的内涵，即国家主权与文化理念的矛盾，中国自古以来的“夷夏之防”观念在近代被赋予的新的意义。洋务派作为清统治集团主张西学的政治团体，他们身上就典型的反映了文化强力融合所呈现的状态。由于无法解决技术等所谓的器物表层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问题，他们在宣传自身主张或者同顽固派论战的时候，就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避开了这个领域，主要的指向西学对国家主权的卫护上。这是近代政治思想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 总结：关于洋务派技术与文化内核分离的分析以及两派之争的再思考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奕欣为首的洋务派与顽固派展开过几次论战，争论的核心是在传统中国引进西方技术是否具有合理性，引发了举国上下的思考。奕欣的“夷夏之防”观念，将技术从文化内核中分离出来，并以高扬传统儒家文化小心翼翼地迂回证明：技术的引进只具有表层意义，影响也是肤浅的，不会损害伦理道德的根基。阿斯本舰队事件就在这几次论战里轰然而起又悄然而逝，遭到正统士大夫的讥讽，“无形之巧胜于有形之巧万倍也，何必见异思迁，用夷以变夏哉！” [5](p59) 。

这里，顽固派实际上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即技术的引进是否只具有表层意义，会不会引发文化内核的变革。他们认为，师事洋人、效仿西方，势必导致中国传统礼仪道德的崩溃。“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礼仪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5](p59) 而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来看，技术由生产领域延伸，进而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影响到文化精神” [6](p2) 。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由此兴盛。因此，任何的文化变革都是全面的，“生产的合理化意味着某种远为重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合理化。” [7](p157) 顽固派的论调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虽然他们维护是已处于颓势的封建伦理纲常，但是比之缺乏系统和逻辑的洋务派理论，他们的认识还是更深刻，也与西方文明以先进技术征服世界的事实更为吻合。因此即使主观上他们并没有达到如此高度，也没有理由否定其合理性。而在列强侵略刺激下产生的洋务思想，一方面冲击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又被传统文化所修正，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决定了洋务运动的悲剧命运。直到后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崛起，维新思想将变革的触角伸至政治制度的敏感地带，才比较彻底地解决了 奕欣等洋务官员困扰已久的矛盾，中国思想的近代化也真正起步。

魏晋南北朝有多黑暗？

魏晋南北朝很黑暗。

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在王朝中枢权力安排方面上体现得很明显。 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天生憨痴，无力治理朝政。

当时“天下荒饥，百姓多饿”，晋惠帝闻之，竟问臣下：“何不食肉糜？”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素有干政野心，最后竟然勾结藩王作乱，引发宗室、外戚之间的内斗，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16年之久，宗室诸王相互杀伐，人民流离失所，经济社会遭到严重破坏。

扩展资料：

南朝各国皇族主要是汉族或次级世族，因为在东晋末期之后，军职大多由汉族或次级世族等担任。由于执政者的努力，出现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等治世，使得国力富盛。

皇帝受获声誉深重的主流世族拥护，然而世族只想保有本身政治地位，并非全然支持皇室，皇帝也扶持寒门担任军职或次要官职以平衡政治势力。

由于皇室内部也因为争夺皇位的斗争，时常发生宗室血腥事件。由于战略运用错误与北朝的兴起，使得南弱北强，疆域渐渐南移。

到南朝梁时为梁武帝改善，和北魏六镇之乱，使南朝国力逐渐追上北朝。但在他晚年时，过度崇信佛教，国家离心力渐强，导致了很多原南朝权贵军阀跟随归顺南梁的侯景发动侯景之乱。

使南朝实力大减并四分五裂。独霸政局的侨姓世族也完全崩溃，由南方土著豪族取代。最后到南朝陈的陈文帝方完全统一南朝，但南朝陈国力已衰，只能依长江抵御北朝。

百度百科-魏晋南北朝

带“恒古”两字的成语

亘古不变：gèn gǔ bú biàn

亘古不变是指：从古至今永远也不会改变。引申义：空间和时间上延续不断。

亘古未有 ：gèn gǔ wèi yǒu

亘古意思是：人人有责从古代到现在。从古到今都不曾有过。

亘古未闻 ： gèn gǔ wèi wén?

亘古未闻意思是：指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的。

扩展资料

亘古不变释义典故：

整个古代；终古

亘古通今，明鲜晦多。——《清河颂》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清·《读陆放翁集》

亘古不变的“亘”是穷尽、贯穿的意思。

亘：横贯；亘古：从古至今；灭：绝灭。从古到今，永不绝灭。形容永久的生命力。

近义词：

一成不变 颠扑不破

反义词：

朝令夕改 瞬息万变

亘古未有出 处：《北齐书·王纮传》:“冒效命之士反见屠戮，旷古未有此事。”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四:“太青晚作《嘉莲》诗，七言今体至四百余首，亘古未有。”

亘古未闻出处：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19卷：“真个是亘古未闻，于今罕有！”

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按点来说，要简略的

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开始到1864年覆灭经过了十几年，这恰好是在鸦片战争开始十年之后，天朝上国遇到了亘古未有的变局，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内耗，使清政府的力量遭到极大削弱，更加有利于列强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而且天平天国烧杀抢掠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中国最富庶的地区遭受了灭顶之灾，是人间浩劫。如果没有天平天国清朝可以继红力量抵御外侮，甚至可能比日本明治维新更早的进行改革。太平天国运动也给汉族地主武装发展提供了机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都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后来的北洋军阀也都是这些汉族地主武装发展起来的，袁世凯就是李鸿章的系统。

而北洋军阀对时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亲英亲美或者亲日经常都是狗仗人势，但是与太平天国相比他们还是名义上再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就历史影响的根源性和深远性来讲，太平天国运动队中国历史的影响更为突出。

亘古未有的拼音

亘古未有读音gèn gǔ wèi yǒu。

亘古未有，汉语成语，读音gèn gǔ wèi yǒu，意思是从古到今都不曾有过。出处《北齐书·王纮传》。

成语出处：

”清·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四：“太青晚作《嘉莲》诗，七言今体至四百余首，亘古未有。”

清·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臣愚以为皇上值亘古未有之奇局，亦宜恢～之宏谟。”

1、本届选举,开众多亘古未有之首创,传无数流芳百代之佳话。

2、这件怪事,是亘古未有的。

3、王群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变,他整年累月地蜗居在浚县大亻丕山,开始构思创作这一鸿篇巨制。

4、而在大成帝国最北方的北平城,张龙带着神秘的铜雀台内囚困的三国英魂们,发誓要一统百族,造就亘古未有的盛世!贾诩“毒士”。

5、此刻,瓦楞纸箱不销物无论从不销度还是质度上都到达了亘古未有的程度。

6、传至南宫永乐时,他狂热地强迫人们研究炼铁成金,隐身来去,变兽为人等荒唐无稽之术,还自以为在进行一项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

7、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亘古未有的经济奇迹。

8、这亘古未有的壮举，像一柄锋利的匕首，直刺不共戴天的敌。

试述李鸿章的政治思想

李鸿章二十四岁由科举入仕，遇乱世而兴于行伍，因中兴之功居疆臣之首，以相国之权经营洋务，致方休，凡五十五年。

这五十五年，是数千年来中华帝国最为危机深重的年代。内忧外患，罕有宁日。李鸿章平内乱御外敌，几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帝国视为最后长城。然近世以来，国人皆以国贼视李鸿章。直至他近百年后，才有一个同乡后学称他为“内说昏君、外御强敌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我不绝对地赞同这个观点，但绝对不反对。李鸿章作为一介文人，所走的路迥异于历史上的其他文人，这是拜历史所赐。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绝对是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先进而有远见的。

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守和局，保疆土”。“保疆土”是目的，“守和局”是前提。李鸿章1847年中进士，他不可能不知道鸦片战争的炮声和帝国面临的重重危机：海外列强环伺，海内积弊已久，险象环生。他作为一个帝国的臣民，对大清帝国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感的归属感（这一点，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有论述）：既然入朝事君，就有责任帮助王朝分忧解难，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帝国重臣！这里显然有中国文人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在里面。而不久，太平天国事起，李鸿章投笔从戎，回乡办团练，始入行伍。后来兴于湘军，创立淮军，接连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直至同治九年（1870）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军功而封疆，在中兴诸臣中并不鲜见，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皆属此类。然惟李鸿章的政治思想最为成熟，在帝国历史的后期作用也最大。

从思想核心的“守和局，保疆土”发散出去，是作为前提的“守和局”。“守和局”有两大块面的含义，其一是对外守和局，为帝国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其二是对内守和局，镇压起义，理平国内秩序。在此基础上，创办洋务，发展国内工业；推行新法，改革陈旧体制。

作为一个有着国际眼光的政治家，李鸿章深知外守和局的重要性。外守和局，既是与海外修好，不言战事；也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后果，李鸿章不会不知。所以当他身当大任，便会以此为鉴，尽量避免与列强兵戎相见。帝国问题众多，必须平一平心绪慢慢调理。一味与列强起兵言战，则内乱何时穷了？况战则又败必割地赔款，于过国何益？这些问题，李鸿章肯定想过：院子太大太乱了，那么先跟邻居搞好关系，打理好自己的院子再说。更何况，一旦开战，将有多少人于非命？外守和局，对老百姓来说，是件好事。外守和局的第二曾意思是开埠通商，互通有无。李鸿章明白，洋人是打不走的，他们所图者，唯利而已。开埠互市，让洋人和平获利，免得话不投机又动刀兵。同时，中国也能借互市而互利，取人之长，何乐而不为？李鸿章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些，这就是他的前瞻性了。请看一份奏折：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

看看，李鸿章甚至看到，互市搞得好，能使地球“胥聚于中国”！这等眼光，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见其落伍。当然，作为中兴诸臣中外交能力最为出众的一位，李鸿章不是没有看出国际交往的本质。比如，他在另一份奏折中这样写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尤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完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佯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百年以前，李中堂，即已看出列强的本来面目：“佯托和好”是表象，“阴怀吞噬”是目的；手段是“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这些话，不但在百年之前的清帝国罕有言者，即使在今天，也属振聋发聩之声。

一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李鸿章的政治思想中，对外修好、开市互利只是守和局的一个层次，更主要的是内政。经过太平天国战火的李鸿章深知，没有什么比内乱（内战）更误国的了。所以李鸿章对内乱毫不手软：在与湘军合力绞杀了太平天国后，他又率淮军镇压了捻军，然后“剿平北山土匪”，平定天津教案。他必须打整出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光理平国内秩序还不够，还必须兴办洋务实业兴国。早在淮军进入上海不久，他便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洋枪三局，然后又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同时，一大批洋务企业在中兴诸臣的支持下兴办起来。这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而后，李鸿章又建立轮船招商总局，开矿，办学堂，修铁路。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留下的民族工业的点点星火，却让数代中国人一直受益。作为“守和局”的主要军事手段，李鸿章建立了一支一度雄居位的近代舰队：北洋水师；同时还编练了一批新式陆军。我个人一直认为，李鸿章最称得上政治家手笔的，是与曾国藩合疏选幼童赴美留学，这一举动，为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先进人才。清史稿在论及李鸿章的施政作为时说，“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送幼童赴美，正是为了培养一代受西方教育、明西方法度的青年。只有培养了这样一代人，变法改制才有根基，新法新政才有社会基础。遗憾的是，各方势力的争斗，使得幼童留学一事半途夭折，不能竟厥功，实为一大憾事。所以当1895年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时，李鸿章居于后党反对变法就可以解释了：少年天子一使脾气，改革新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其意，并能够由衷地执行？虽然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已经五十余年，长在人们脑子里的，除了君臣父子，难道还会有民主自由？孱弱的病人用猛药，能经受得住么？一旦国内局势失控，怎么还能“保疆土”？不过，到临时，李鸿章已深感帝国江河日下，自己独臂难支，因此他不得不在遗折中祈求太后、皇帝能够“举行新政，力图自强”。这是后话。

李鸿章“守和局，保疆土”的政治思想，放到今天，也不见落后。把他的思想转换成现代政治话语就是：睦邻友好，争取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开放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积极发展经济；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地改革政制。这与今天的“韬光养晦不举旗，埋头苦干求发展”何其神似！更可贵的是，改革政制这个命题，李鸿章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

我一向反对用某种纯粹的片面的阶级观点看历史，对李鸿章就是这样。你可以说他镇压起义、历史，他是身为人臣、恪守本职；你可以说他避战自保、丧师失地，他是外缓恶战、力图内治；你可以说他城下立约、丧权辱国，他是抱残守缺、力纾国难。英雄尚有气短时，只可叹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倒的千年老屋，已非一个裱糊匠修修补补所能挽救的。庙堂上诸公衮衮，纵横捭阖于列强间，只有一人；江湖中众生芸芸，千夫唾骂为卖国贼，也只一人。

李鸿章，生在中华帝国最危险最动荡的年代，他每次出场，都是“安危之所系”，他每一次承担，都是“人情之所最难堪”。人们在骂？由他们骂去！受国大任，而后已。在他前不久，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写了一首诗：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封尘。

经营富庶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

诸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人。

濒之言，当属由衷。李鸿章之所以能背着骂名救国于危亡，不过是为了做个“贤臣”，其根本的心理出发点，只是为了“酬圣主”——最传统的中国文人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