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称孤道寡道的是谁-三国之称孤道寡

1.赏析《蒿里行》

2.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为何还要帮助刘备打天下？岂不是逆天而行？

3.诸葛亮自称孤妥否

赏析《蒿里行》

作者曹操（155年－220年正月庚子），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亡”写人民在战乱中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为何还要帮助刘备打天下？岂不是逆天而行？

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彧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 的刘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云：“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的才干与抱负皆高于庞统，当然更不愿任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两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甘心辅佐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同。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三国志》卷三十八《糜竺传》。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羽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谈”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诸葛亮自称孤妥否

没毛病，诸葛亮是可以这样自称的，“孤”和“寡人”到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国君的专用自称了，这时候只有一人可以自称“朕”，那就是汉献帝，“寡人”这一自称在三国里面好象还没有发现过，但“孤”却出现得不少，董卓、李傕、郭汜、曹操、孙权、刘备等都自称过“孤”，但这一时期诸葛亮还不能自称“孤”，因为此时刘备都还只是“孤”，诸葛亮此时要是自称“孤”，那刘备怎么办？还是算了，自称点别的吧，纵观整个三国，诸葛亮自称“孤”还是很晚的，至少要到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之后，诸葛亮这才可以称“孤”，或者“本相”，但我发现诸葛亮称“孤”虽然也有，但确实很少，总的来说还是自称“本相”的时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