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政息的典故-人亡政息历史周期律的法宝

1.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周期律是什么？如何跳出周期律？

2.历史周期率窑洞对是什么？

3.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4.结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谈谈如何改进和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经济建设

5.王朝更替的原因,具体分析一下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周期律是什么？如何跳出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对于如何跳出周期律，同志回答说：就是民主。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释义：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的历史周期律。

慨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这句话自信而简短的回答，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自成立以来对民主的艰难探索之路。

扩展资料：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探索。中国***充分认识到了党的自身建设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至关重要的关系。中国***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关键在党自身，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跳出“历史周期”是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对中国***的真诚期盼，从延安时期找到的 “民主新路”，到今天习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不懈探索。

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中国***的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所在。

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最终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开弓没有回头箭”，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百度百科——历史周期律

人民网——中国***新闻>>党建>>党建专题>>“赶考精神与执政党建设”主题征文>>来稿选登>>“赶考精神与执政党建设”主题征文>全面从严治党：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探索

历史周期率窑洞对是什么？

窑洞对的主要内容就是：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在中共的邀请下，为促成两党和谈，从重庆飞往延安进行考察。提出了用“民主”途径解决历代弊端的思路。

本文从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重要意义三个方面对“周期率”谈话展开论述,并试图揭示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蕴含的现实启示。

科学解释：

“历史周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中国历史"治乱循环" 即中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中国***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风尘仆仆地从国民党统治的重庆来到延安。面对革命圣地一派清明、团结、向上的新气象，他连连赞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感慨之余，他也提出，从历史上看，许多新兴力量和团体往往创业时齐心协力、朝气蓬勃，而事业成功后却松懈涣散，终至“人亡政息”。中国***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人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一个难题。

4年后，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和破解着这个难题。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这正是中国***人对“黄炎培难题”的新求解。

科学执政是前提

“黄炎培难题”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党如何执政才能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它触及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就是党对、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讲求科学，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第一要求。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执政也是有规律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执政者，有的执政好些、久些，有的差些、短些，无数次反复，这里自然有可循规律。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

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船和桥建造得不科学，不仅不能帮我们渡河，还会把我们倾覆在河中。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

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党成为执政党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

依法执政是保障

2003年8月，我国出台了一部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这就是《行政许可法》。它的出台，标志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实质性推进。今后，政府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看看《行政许可法》是否许可，没有许可的就不能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

依法执政也是实践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任何看似自由的竞争活动，其实都是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都是有法律规范的。党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适应经济活动这种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的改变而改变，不因***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者并举整体推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

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

不断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机制，既要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运行和制约体制，也要构建党的权力在体系中的运行机制，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支持和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

三是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也要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既要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前要进行公示、听证，扩大群众的参与度。

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依法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结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谈谈如何改进和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经济建设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总书记受中央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书记在全会讲话中，就切实贯彻好全会精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决定》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我们党执政60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要举措，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党的建设的战略考虑和《决定》的起草过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个时候召开的中央全会以什么为主题，是一个需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认真考虑和全面把握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实现党的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要求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七大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党的十七大以来，就推进党的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的贯彻落实作出一系列决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同时我们认为，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发展中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改革发展稳定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迫切需要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进一步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二，应对国际形势的挑战和风险，特别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给我国经济发展也带来较大困难。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要求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更好地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第三，巩固和扩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要求进一步采取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有效举措。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我们党从去年9月开始分三批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目前第一批已经结束，第二批已经基本告一段落，第三批于今年9月初启动、到明年2月基本结束。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创造了许多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经验新举措。我们要巩固和扩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更好地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党的建设之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动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大党的建设的工作力度。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在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中成长进步，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干部队伍思想、素质、能力出现许多新情况，不少年轻干部缺少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干部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更重要的是，目前党内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决定》从理想信念、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6个方面作了归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党的队伍的主流，但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我们党是一个拥有370多万个基层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建设好这样一个大党任务十分艰巨。党内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客观存在，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就抓紧解决，不能放任不管。如果存在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就难以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难以顺利实现。

总之，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我们党更好地负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全面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对党的建设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集中研究和再部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改革开放30年来，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届内都安排一次中央全会讨论党的建设问题。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1990年3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2001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七大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总体部署，也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贯彻落实工作作出安排。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和中央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今年3月，总书记在文件起草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文件起草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对起草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中央常委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审议《决定》稿，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和重要修改意见。《决定》在形成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集中全党智慧，不断凝聚全党共识，体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文件起草工作开始时，中央就下发通知，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的意见，并组织18个中央部门和单位开展专题调研，形成25份专题调研报告。同时，文件起草组到12个省区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地方各级干部、基层党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过程中，充分研究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决定》稿形成后，中央再次将《决定》稿下发到全党一定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据统计征求意见人数共2995人。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对各方面意见高度重视，要求文件起草组逐条研究吸收，对《决定》稿进行充实、修改和提高。全会通过的这个《决定》提出的重要观点和主要举措，来自各级党组织的探索实践、来自全党的集思广益，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关于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

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们党从一个***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开始向一个***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开始向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转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我们党执政以后党的建设比没有执政时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比在封闭半封闭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情况也要复杂得多。60年来，我们党根据自身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变化，围绕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深入探索和实践，走过的历程波澜壮阔、很不寻常，积累的经验承前启后、十分丰富。对60年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提高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水平是很有必要、非常重要的。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从6个方面对我们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

(一)关于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水平。这条经验，反映了思想理论建设对于我们这个有75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所具有的重要性，揭示了我们党注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善于运用理论来立党、兴党的政治优势。回顾历史，正是靠这一政治优势，才能够在旧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社会里，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坚持把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在理论上不断取得新成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学习和运用理论作为党员和干部教育的中心内容，注重把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和适时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党理论水平。尤其在党和国家处于历史转折时期、事业发展处于新的起点、前进道路上遇到大的困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风波、国内外敌对势力借机制造思想混乱的时候，我们党更加注重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教育干部，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的重要作用。6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根本建设，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着的武装全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就能不断开创新局面。

(二)关于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条经验，反映了党的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任务这一根本指导原则，揭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中国***的领导是推进革命、建设、改革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60年来，我们党坚持运用这个法宝，始终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同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结合起来，既紧紧围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伟大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密切结合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等中心任务加强自身建设，使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我们党依靠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经济，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党***民艰辛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从总体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既开创和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又开创和不断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6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尤其是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着力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抓住了这一条，党的建设就抓住了根本，党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国家的发展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关于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条经验，反映了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揭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关系执政党的生存亡这一历史真理。最近20年世界上一些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一些执政党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表明：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中国***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思想基础是，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奋斗目标和远大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根本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些主要方面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政党的先进性。60年来，我们党把这些根本要求贯穿于党的全部执政活动中，体现在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上，代表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这是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执政成就的根本原因。60年的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要经受住这些考验，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切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坚持这样做，我们党就能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条经验，反映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必须始终践行的根本政治要求，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我们党在中国执政，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党在全国执政60年来，尽管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全体人民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幸福生活中去。这使我们党既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又使我们党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夺取胜利的无穷智慧。6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血脉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成败也在人民。中国***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如果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从根本上失去先进性，以致最终失去执政资格。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组织动员全党同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根本政治立场，把这个政治立场一以贯之地落实和体现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去，我们党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就无往而不胜。

(五)关于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这条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治党治国之道，揭示了我们党始终保持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奥秘之所在。改革创新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必由之路。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使党的建设不断适应党的事业的发展要求。从开创和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确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从提出和不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和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从实行差额选举、党务公开等扩大党内民主的举措，到确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到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民主推荐和民主评议干部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60年的实践证明，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党的建设的改革创新也没有止境。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就要既坚持基本原理、又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发扬革命传统、又创造新鲜经验，既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党的建设中的难题、又善于用创新的思路探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途径，努力做到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特别要创新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做到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六)关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这条经验，反映了我们党管党治党的根本方针，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唯有从严治党才能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规律性认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由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因而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从1950年5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风，克服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从1951年到1954年进行的整党，对党员开展了在执政情况下怎样做合格***员的教育，清理了党员队伍中的不纯分子和消极落后分子。我们党的八大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们党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方针认真加以实施。从1983年开始，用三年半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整顿，此后还在全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目前正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些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举措，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60年的实践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从严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必须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必须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总起来说，《决定》总结的6条基本经验，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体现和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必须倍加重视、倍加珍惜，必须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长期坚持。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提高自己的科学领导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六大总结了我们党***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个坚持”的基本经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们党50多年来执政的6条主要经验，党的十七大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已经产生而且还将长期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相信，全面把握、充分运用《决定》总结的6条基本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就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朝更替的原因,具体分析一下

王朝更替原因及启示

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

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

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当时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这样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将帝国拖跨拖。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这时，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

那么腐败、土地兼并与王朝的衰败有没有关系呢？关系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关系，只是不能被称为根本原因而已。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一个皇朝的前几个皇帝一般也有一个阶段会对豪族进行抑制，有时甚至不惜进行。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对这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豪族与帝国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呢？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税收、军事作贡献，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法所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势必会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何在呢？这与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有关。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如在明朝晚期，官僚搭船不但不用钱，反可以得一笔保护费。何以？因为有官僚乘搭，船家就可以官船的名义省去很多税负。历史上王朝中期的改革多不成功，原因就在于当改革侵犯到了地主阶层的整体利益时，政策就很难落实，有的政策有时反被用作鱼肉百姓的最新工具，如王安石式的改革等。所以，对豪强的抑制只有在开国不久的强势帝王领导下才能成功，而且也是由于当时豪强并非当权派的缘故。

当豪强地主大规模地侵犯百姓及国家利益的时候，国家的力量就会下降，而这时往往有外寇入侵，小民也有不少因力无力承担国家的加重税负而成流民，甚至为盗的；这时国家既要保卫国家，又要对内镇压，因而这时国家的负担反而变得十分沉重；而沉重的税负又只能加到国家所能控制的小民身上，这又促使小民或逃亡，或为盗，或投充为奴，这又削弱了国家力量。这样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个循环也是非至王朝灭亡不能解的。

当人口的自然增殖不能抑制的情形下，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终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当政权被地主阶层垄断的情形下，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最终也必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正也是旧王朝在大规模战乱后的灭亡为新王朝奠定了基础。历史上鼎革之际的大规模战乱往往使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亡，这暂时打断了人口与土地之际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大规模战乱也扫荡了绝大多数豪强，从而也暂时打断了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间的恶性循环。在这两重恶性循环被打断的情形下，新王朝可以在相对健康的基础上重新展开。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呈现王朝循环的全部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