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气数已尽-明朝气数已尽不怪崇祯是谁说的

1.李自成可以大败明军，还一举推翻明朝，为何却在清军手里撑不过一年？

2.崇祯那么好的君王，为什么却挽救不了明朝？

3.一个朝代气数已尽会发生什么？

4.郑成功问题

李自成可以大败明军，还一举推翻明朝，为何却在清军手里撑不过一年？

李自成可以打败明军是集天时地利人和的，而清军队伍雄壮，李自成队伍入京后就逍遥散漫，是农民兵，所以就被清军打的节节败退了。

李自成攻破明军之后，他的军队就开始散漫了，开始奢靡的生活。当时，李自成的军队还是很有士气的，加上李自成本人武功高强，胆识过人，也懂得拉拢民心，而守着城的是那些明军的三流军队，所以，李自成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倒了明军。而成功之后，李自成的军队就开始骄傲了，在城内很奢靡，规矩纪律都没有了，完全没有军队的样子，但是清军不一样，清军在这个时候还是很有规矩很有士气的，是正值盛气的。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个红颜就是明末名妓陈圆圆，势在破竹，他的决心是很强的。那时，有一位名妓叫陈圆圆，吴三桂很喜欢她，但是陈圆圆却被李自成的手下给夺走了，吴三桂很生气，所以就叛变到了清军，带领清军去直接攻打了城内奢靡的李自成军队，那这个时候，李自成的军队是毫无抵抗力的，很快就被打的落花流水了啊，不到一年时间，好像李自成这个军队的辉煌瞬间都没有了一样。最后李自成跟着少许的人去四处逃亡，最终，是被一名村民杀了。

李自成可谓是英武一时了，他确实有天赋、有雄心、有胆识，但是他没有注重军队的管理跟纪律等等，反而太容易安于现状了。

崇祯那么好的君王，为什么却挽救不了明朝？

虽然说崇祯帝算得上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君王，可是最后明王朝还是在他的手中灭亡了，而崇祯帝之所以没能成功挽救明王朝一方面是因为明朝的气数已尽了，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地步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崇祯帝身上，他没能好好的使用手中的人才，最后导致明朝被李自成灭了。

崇祯帝之前的那些前任君王们，就比如他的爷爷万历还有更早之前的嘉庆帝都是著名的昏君，当年如此强大的明王朝就被这些昏君们不停的折腾。再加上之前的宦官专政，就算明王朝有再大的家业也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的。所以到了崇祯帝时，明朝已经变得非常的虚弱了，已经是气数已尽的地步，崇祯帝也无能为力。

而且崇祯帝也算不上有多大的才能，只能说是一位平庸的君王，只是他想要拯救明朝的心是非常的强烈的，而且也非常的勤奋。所以，面对已经千疮百孔的明王朝，本来就没有多大才能的崇祯帝更是不可能逆天改命的。

而崇祯帝在位期间就干了非常多的错事，最终导致明朝在他手中断绝。就比如他重用杨昌嗣，杨昌嗣对于李自成这些起义部队的看法就是想要招安他们，对于那些主站派的人就全力打压。还有杀了魏忠贤，杀了袁崇焕，虽然这些人都有被杀的理由，但是从某个方面来讲这些人对明朝的发展有极大的好处的。

当然，除了崇祯帝自己还有那些前任君王们的原因外，还有上天的?安排?。要知道明朝末期处于小冰河时期，同时还爆发了出了非常严重的鼠疫，这时的明朝就要同时面对天灾还有人祸，最后本就处于危急状态的明朝灭亡了，而崇祯帝也选择了以殉国。

一个朝代气数已尽会发生什么？

列举如下:

1、老百姓生存不下去，各地纷纷起义

得民心者得天下，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有的君主以民为主，那么这个君主在位的时候，国家就相对安定，人民有地种，有粮吃，有家住，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利益保障。

2、奸臣当道，党争不断，政治腐败

每个王朝的末期基本上都有奸臣出来作恶，他们把持朝政大权，排除异己，贪污腐化，搞得官场上下乌烟瘴气。整个朝廷的官员都是阿谀奉承之辈，全部都听一个人的，没有直言敢谏之臣，皇帝听不到最底层的声音，不知道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总是歌功颂德拍马屁，粉饰太平。

3、君主贪图享乐，乱加赋税，横征暴敛

每个王朝末期都会有不作为的君主，他们只知道享乐游玩，对国家大事一概不问，官员们隐瞒真实的情况，贪污腐化，君主要玩乐都需要钱，钱怎么来，当然从老百姓头上来。于是各地徭役赋税更加地重了，这让老百姓难以生存。

4、外族频频入侵

外族入侵一直是中原政权的头疼之事，先有匈奴，后有鲜卑乌桓，再有突厥，契丹，女真，还有蒙古，党项，最后的满清女真。都与中原王朝打了很多年的仗。

5、军队腐败，士气低迷，没有战斗力

一个王朝到了末期，军队的战斗力会趋近于零，因为很多都是不战而降。王朝末年的军队普遍现象是，军队没有士气，士兵没有战斗力，粮饷供应不足。

郑成功问题

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城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年）消灭了明朝遗臣拥立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于是有明室血统的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为“隆武”。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建安伯，后加封平国公。郑芝龙带着当时21岁的郑森去拜见皇帝谢恩，在会面中皇帝问起该如何救国，郑森用南宋岳飞的话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天下太平矣。”隆武帝很赞赏郑森的对答，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改名为成功，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郑成功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年）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期间，降清的郑芝龙在清庭的要求下多次写信给郑成功招降，清帝亦曾下诏册封郑成功为靖海将军海澄公，郑成功坚辞不受；顺治十四年（1657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被清廷截获，以通敌罪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

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云南省城，永历帝危急。郑成功与鲁王的大将张煌言位牵制清兵，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瓜洲、镇江，围南京，并收复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区。郑成功派张煌言去芜湖，守住这个南京以西的沿江重镇，郑成功自己则带兵进攻南京城。清朝镇守南京的是两江总督郎廷佐，此人非常狡猾，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便使了一个缓兵之计，假意要向郑成功投降，使郑成功放松了警惕，而暗中派人出城求援。七月二十三日拂晓，郑成功的军队遭到清军的袭击，伤亡惨重。郑成功率领余部退回厦门根据地。郑成功撤退后，张煌言在安徽独木难支，也被清军杀得大败，化装逃回浙江，安徽及南京附近的地方又被清军占领。虽然在这次进攻中，郑成功因轻敌而功败垂成，但它动摇了清朝在东南的统治，也震动了北京清朝中央政府。

顺治十七年（1660年），郑成功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朝福建总督李率泰和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郑成功最重要的盟友——晋王李定国

若说郑成功一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与西南抗清领袖李定国的关系。

郑成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当世知名度远在李定国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国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亲密的战略盟友，还是他的至亲“老亲翁”，一个是南明的西宁王（后封晋王），一个是南明的延平王（后封潮王），地位和影响力尚在定国之下。（成功的侄女嫁给了定国长子，后来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南明兵败与丈夫一起被杀）

郑成功生平最光辉的业绩，不是收复台湾而是抗击清兵，与李定国一个在云南广西，一个在东南沿海，频频给与清兵致命打击，支撑南明政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堪称擎天双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为后来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础。

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但不只是因为他收服台湾，更是因为他顽强抗击清兵侵略，为南洋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创立“天地会”留下抗清火种，一直延续到数百年后的“同盟会”。

史学界论述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的文章不少，大多是从他俩都坚持抗清，战绩远非其他抗清武装所能比拟，而且又书信往返，缔结为姻，故赞扬之词充塞史著，仿佛二人都是忠贞于复明事业、共赴国难的佼佼者。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同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明清之际最优秀的军事家李定国的悲剧在于：出滇抗清前期遭到孙可望的嫉恨，无法在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战场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得到的回报是虚应故事，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他所能做的只是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而后已”。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郑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和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他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郑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郑氏集团不利。于是，他在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上面已经说过，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

从《先王实录》中得知，李景和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不迟于九月初三日，“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然而，他偏要拖过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同时派官员林云琼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等（定国时为安西王），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郑、李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明眼人不难看出郑成功的态度暧昧。第五，最引人注意的是，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

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对方。我们不能说李定国没有犯过骄傲轻敌的错误，但是新会战役的失败却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综上所述，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

[编辑本段]收复台湾，驱逐荷虏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荷兰军队交出了所有武器和物资，残存的包括伤病员在内的约900余名荷兰军民，乘船撤离了台湾岛。此次战役，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宝岛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使郑成功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后，郑成功祭告山川，颁屯垦令，开东宁王国，立郑家天下，拥有现在台湾南部以及一部份东部的土地，设“承天府”，改台南为“东都”，以示候明永历帝东来之意，争取明朝遗臣效忠。另辟海外乾坤、抗清朝于海外。同年4月间传来桂王朱由榔于缅甸的消息。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湾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终于病倒，同年5月病逝，享年39岁。原葬台南洲仔尾，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传说被郑经害。康熙皇帝题撰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1662年打败侵占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我国神圣领土，写下这首《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王国”，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不只是台湾的历史学家重视，还广受中国以及日本的史界注目，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