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

1.为什么说孔子逼走了老子，为什么孔子是“流

2.少正卯怎么的，少正卯是什么样的人

3.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的颜回

4.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摘自:李木生《人味孔子》 陕西文艺出版社

为什么说孔子逼走了老子，为什么孔子是“流

章太炎的意见；现摘录章著《诸子学略说》中有关一节于下：“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原注：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驾其上者乎？（见一九○六年《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四册）

章太炎先生是深信孔子删书的，理由如下：

1)楚灵王之左史，通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时孔子已超过二十岁；

2)《左传》中魏绛述后羿、寒浞事，伍员述少康中兴事，皆《尚书》所无（魏绛在孔子之前，伍员在孔子之后）；

3)周代封国必有命，封康叔有《康诰》，而封伯禽、唐叔，《左传》上有封诰的篇名，《尚书》竟然也没有收录；

4)《逸周书》为孔子删书之余，有七十一篇，可见孔子于《尚书》，确实删去不少。

少正卯怎么的，少正卯是什么样的人

少正卯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据说少正卯能言善辩，还曾开办私学，招收了不少学生，甚至还把孔子的学生都给吸引了过去。孔子评价少正卯，说他集结了五种恶劣的品性，而且有惑众造反的能力，这样的人不可不杀。而少正卯最后也是以“君子之诛”被杀。当然孔子对少正卯表面的说法如此，实际上背后还有令一层意思。很多人怀疑少正卯的可能和孔子有关，其中的真相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孔子一生都在主张要讲礼，别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温良恭俭让，但在史书里，他却杀了一位叫少正卯的人。

少正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呢?孔子为什么会杀他?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孔子杀少正卯完全是公报私仇——少正卯也是个教育家、民办校长，在孔子收干肉教学的时候，少正卯也在搞教育，而且教学方法很有一套，把孔子的弟子们都吸引过去了，是孔子强劲的竞争对手。哪怕孔子凭借努力再招收满了学员，也会又一次被少正卯的营销手段吸引得统统转学，造成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直跟着没走)。孔子门庭冷落，很郁闷，心里更恨透了少正卯，等他终于在鲁国当上大官，就找借口杀了少正卯。

这个说法出自《论衡·卷十六·讲瑞篇》：“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

不离不弃二人组，孔子与颜回

此言一出，孔子的形象更找补不回来了，杀少正卯，也成了他声誉中最难洗白的一点。

那么，咱们朔本追源，来看看孔子和少正卯到底是怎么在史书上“发生”关系的。

关于孔子的资料，首推《论语》《礼记》，但这两本典籍都并没有出现少正卯其人，孔子在此时也就没法跟少正卯产生一点联系。

其次看《史记》。《史记》把孔子作为圣人推崇，作为最高官职也只是鲁国“代相”的孔子，却被列为了《史记》里的“世家”篇，与有世代传世的诸侯地位相等，可以说司马迁对孔子“造圣”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推波助澜。

就在《史记》里，少正卯出场了，而孔子确实杀了他。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於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史记·孔子世家》说，在鲁定公十四年的时候，孔子56岁了，这一年，孔子升官了，从掌管典狱诉讼的大司寇升为代理国相。

严格来说，鲁国当时并没有“相”的概念，而是“四司”。鲁国那会儿掌握大权的三桓家族，季孙氏任司徒，叔孙氏任司马，孟孙氏任司空，臧孙氏任司寇，孔子就是在臧孙氏落败以后成为大司寇的。国相概念，大概是学习晋国和齐国制度。

孔子一心想成为在国内有话语权和能伸手管一管的人，终于当上了上卿，于是孔子露出了开心的表情——“有喜色”。

有人说，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孔子真是小人得志，当上大官就乐不可支，何况，不是君子不喜形于色吗?

孔子的喜色，喜的确实是当上大官，但当上大官以后的工作，旨在施展政治主张、为鲁国大治，而不是可以以官大一级压人的模式自此开启欺压路线。君子乐，然后笑也，孔子喜的是能施展抱负，维护秩序。

不过，弟子里也确实有偏古板的人，一本正经的地跑去问孔子：为啥你开心你就表现出来?

孔子解答，“我开心的是可以为大家办事了啊”。接下来，孔子开始办事了——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从《史记》里可知，少正卯是鲁国的一位大夫，并且知法犯法，有乱政的行为，至于怎么乱，乱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史记》突然失语了。而杀了少正卯以后，鲁国也并没有马不停蹄地繁荣昌盛，而是等孔子继续在鲁国当了三个月管事，做了一系列优良措施，鲁国这才大治。

那么可以说，杀少正卯是开了个治理鲁国的头，少正卯只是一个典型，被抓来类似于“借你人头一用”，用以杀鸡儆猴。

《史记》里是追究不出来什么细节了。那么，再看另一本研究孔子跳不开的书——《孔子家语》。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日‘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孔子家语》里，前面和《史记》没差别，孔子升职了，很开心，那位不知名的“迂腐”弟子，改成了子路，然后孔子又解释了一通为什么高兴。

接着，孔子开始动手：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时间地点人物，一应俱全。孔子刚升官7天，就在朝堂的两座高台下杀了乱政的大夫少正卯。不仅如此，“残忍”的孔子还把少正卯的尸体放在朝廷上让猴子们围观了三天，以儆效尤。

可能弟子们都觉得老师太过分了，于是派出学生里口才最好的子贡去问话：“少正卯在鲁国也是个名人了，老师你才当政几天就杀了他，会不会有点失策啊?”子贡问得很委婉。

孔子解释，说“来来来，我给你说说我为啥要杀他”。于是孔子一连串举了五种作恶多端的行为，而少正卯每条都中，简直是恶贯满盈。不杀他，朝廷就不会安稳。末了，孔子还举出跟自己一样的一堆代表，比如，商汤是圣王吧，他杀了尹谐;文王呢，也杀了潘正;周公大贤，还杀了弟弟管叔和蔡叔;姜太公也杀了一个叫华士的;管仲、子产这种古之遗爱，当政期间也纷纷杀了人。足见，不是问题，你想治理好天下，恶人总是要杀的。

按《孔子家语》的，问题其实也不大，少正卯是恶人，孔子也解释了杀他的理由。

《荀子》也写了这段事，和《孔子家语》相差不大，唯一的区别是，《荀子·宥坐》里说，子产不仅杀了一个人，还杀了郑国一个老喜欢钻法律空子的邓析。

《孔子家语》和《荀子》关于这段内容，谁的记载更早，还真说不清。《孔子家语》的成书年代未定，《荀子》里更是有荀子和他弟子们增补的内容，所以，保不准谁抄了谁。

再后面就是东汉王充编的《论衡》等书，继续扩大这件事，把孔子杀少正卯补出了更久远的原因——俩人在当乡村校长的时候就是老对头。

那么，咱们系统剖析一下这种渐进层垒的“史料”。

首先，子产根本没处理邓析，真正杀邓析的人是郑国另一个贵族，驷歂。“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

其次，关于孔子的残忍做法，也很值得申辩，因为不太可信。

以礼治国的春秋有个著名的礼，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大夫级别的人都是贵族，要点面子的，即使犯了很大的错，也不会让那些“刀笔吏”去对他们拷问。正常的做法，都是让他们自己自杀，属于有尊严的去。这一点，整个春秋历史都在执行，可以作为例证。

同样在《孔子家语》里，孔子对“刑不上大夫”专门做了一通解释。

那是弟子冉求有一次问孔子：“都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大夫犯了法就不治了吗?庶人就可以完全不用礼了吗?”

孔子说：“不是这样的”，然后解释了一通为啥设置刑法，以及大夫如果犯了重罪是怎么处理——“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如果犯了大罪的，就让他自己对着北面拜了以后自裁，国君不会派人去抓着他引颈受戮，那样太难看了。

连派人去杀都违礼，孔子既是礼的维护者，又特地解释了“刑不上大夫”的操作方法，却又激烈地杀了少正卯而“尸于朝三日”，这不是太矛盾了吗?

再者，孔子“”后列举的那一堆“名人事件”，除了周公诛杀管、蔡确有其事，其他的都不见于正规史书。这极有可能只是百家争鸣时期，各家为了力证自己有道理、有说服力而套用著名人物编的故事。

假如孔子真的杀了少正卯，而且做出这么难看的操作，其他政敌还不抓紧机会大写特写，把以“礼”上台的孔子以“违礼”攻击下台吗?要知道，孔子在鲁国出道当上大司寇，可是挤倒了鲁国老贵族臧孙氏，属于蹿升空降式人物。后来孔子又将那些平民弟子以跨越当时阶级的方式带进鲁国政局，分别安排在三桓家中当官，占了不少原本属于其他贵族的资源。如果他敢如此违背当时惯例，早被蛰伏的政敌轰走了。

另外，孔子一贯的行为准则也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准确地说，孔子不是个喜欢的人，也绝不是个会靠来“震慑”朝野的人。

这么说是有证据的。

孔子老年时，三桓家族最牛的季孙氏族长季康子曾去请教孔子怎么当政，季康子有自己的想法，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我想杀个无道的人，把国家整到“有道”上来，怎么样?

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你当政哪里用得了杀戮?你自己行为向善去引导民众向善就可以了。君子的行为准则就像风，底下小老百姓的就像草，风怎么吹，草怎么倒，这不是草的问题，而是风的问题。所以，你只需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看，孔子是反对震慑法的。

虽然孔子一辈子都在“为统治者服务”，但孔子的治国理念向来是，领导们先做好自己，百姓再跟着怎么做。因为百姓的行为准则，是像小孩效仿大人一样，完全根据领导者指示的。同样一批老百姓，生在尧舜时期就是顺民，生在桀纣时期，就变成了举大旗造反的人，这哪里是百姓的问题?是统治者的问题啊。

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都是这种理念而产生的治国言论。主要在导，引导，而非杀戮。

季康子的问政，就是对孔子杀少正卯最好的反证。

最后，说说被杀者少正卯这个人。

少正是一个官职，那么“卯”才是他的名字。然而，当你查阅了春秋官职会发现，鲁国根本没有“少正”一职，那么也不可能有少正卯这个人。“少正”是郑国的官职，比如著名的子产就当过少正，“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那么脑洞大开地设想一下，少正卯这个名字，或许一开始就点名了真相——“卯”和“冇”同音，“冇”表示没有的意思，也就是说，少正，没有呀。根本没有这个人!

那么，这个不存在的人是怎么被孔子杀的呢?

他生于诸子百家之口，也于那批编故事的人之口。而孔子作为儒家先师，完全是莫名被牵连进来的人。换句话说，诸子百家故事中的孔子，大多都是他们编造的孔子。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的颜回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的颜回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不幸英年早逝 门人想厚葬他 孔子表示反对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曾用过许多赞美之辞表彰他的德行和学问。虽然颜回生前没当过什么官，也没留下什么著作，却无损于他在后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形象。

自三国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祭孔时以颜回为配享后，历代统治者对颜回封赠有加。颜回先后被封为“亚圣”、“亚圣兖国公”、“兖国复圣公”、“复圣”等。

年十三入孔子之门，天生聪颖闻一知十

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春秋时期鲁国人。《史记》称他“小孔子三十岁”，清代学者经考证，认为《史记》的“三十”应为“四十”之误，孔子实际上比颜回大四十岁。颜回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80年。

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颜回也自小好学，“年十三，入孔子之门”，是当时孔门弟子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他年龄虽小，但天资极聪颖，学习起来进步神速，连聪明过人的学长子贡也自叹不如。

《论语·公冶长》记载，有一次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你和颜回谁更聪明）？”子贡回答说：“赐（端木赐，字子贡）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颜回的确比他聪明。

聪明人通常都心高气傲，自以为是，颜回有“闻一知十”的天聪，其为人却没有丝毫傲气，对老师异常尊敬，对同学十分谦虚，他沉默寡言，极少显露才智，甚至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蠢。

孔子曾说过：“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蠢人。等他回去自己研究，却也能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蠢）。”

孔子还说过，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对我的说话没有不喜欢的）”。

颜回之所以对孔子亦步亦趋，是因为他对孔子的为人和学问都非常敬仰，他这样形容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老师之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功钻研，越觉得深）。”

他说孔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使自己“欲罢不能”，不得不尽全力去学习。所以他在听孔子讲学时，不管时间有多久，始终不会懈怠。

德行学问堪为榜样，颜回屡受孔子表彰

孔子和颜回都以好学著称，孔子之所以把颜回树为弟子的榜样，就是因为颜回好学。

时常否认自己为圣贤的孔子唯独不否认自己好学，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活到老，学到老，从不停止。

他对颜回的好学赞叹不绝，认为在所有弟子中没有人比得上他。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拿别人出气），不贰过（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季康子曾经也有此问，孔子作了同样的回答。

颜回后，孔子在和别人谈起颜回时，感叹道：“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可惜他了！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从没看见他停滞不前）。”

颜回不仅学问到家，在德行方面也是众多孔门弟子的表率。孔子主要从四个方面教育弟子成为“君子儒”，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号称“孔门四科”。

颜回和闵子骞、伯牛、仲弓是德行科的代表，而以颜回为首。自追随孔子后，颜回对孔子不离不弃。相传少正卯在鲁国办学时同孔子竞争，把孔子的许多门人吸引过去，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

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从不以劳苦之事强加于别人身上。他虽然生活贫穷，家徒四壁，但安贫乐道，无意富贵。孔子见他这样，忍不住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仁”的内涵是“爱人”、“忠恕”，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他说颜回能够做到“三月不违仁”，而其他弟子只是短时间偶然想起一下“仁”。

颜回短命，孔子伤心

因为学习太刻苦，先天体质和生活条件不好，颜回到29岁已头发尽白，刚过30岁就英年早逝。

当听到颜回病逝的消息，孔子哭得很伤心，他感叹命运捉弄人，仰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旁人问孔子：“子恸矣（您太伤心了）！”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真的太伤心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

颜回生前视孔子如父，孔子也视颜回如子。颜回后，他的父亲颜路来找孔子商量如何办后事。古代有身份地位的人后棺木至少用两重，里面的一重叫“棺”，外面的一重叫“椁”，就是“内棺外椁”。

当时内棺准备好了，还没有外椁，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了为颜回置办外椁。

孔子有些为难，他对颜路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棺。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意思是说，对自己儿子的丧事谁都想办得好一些，我的儿子孔鲤了，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外椁，因为我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就这样，孔子拒绝了颜路的请求。

后来有人评论这件事，说孔子不肯为爱徒置办外椁卖掉车子，未免太吝惜了。这种评论是不了解孔子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正是礼崩乐坏之时，而孔子认为拯救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复礼制。

作为大夫，出门必须要有车，这也是礼制之一。如果步行，就不符合礼制了，所以孔子连亲生儿子了也不愿意卖车子买外椁。

孔子的门人想厚葬颜回，孔子不同意。颜回家中本穷，孔子认为不应厚葬，而且颜回一生节俭，厚葬也不符合他生前的意愿。

但孔子的门人还是把颜回厚葬了，孔子很委婉地责备了他们几句。

孔子为何杀少正卯 摘自:李木生《人味孔子》 陕西文艺出版社

有人说孔子的被任用，主要得力于其学生、也是鲁国三家之一的孟孙氏（孟懿子）的推荐。其实，孔子的出仕，与鲁定公、孟懿子都没有决定性的关系。真正想到任用孔子的，还是实际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桓子。季氏家臣阳虎的作乱一直延续了多年。直至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他又想杀季氏篡夺全部权力，被打败而逃奔齐国，后又被齐国所弃而奔晋。表面上看阳虎之乱已平，但是鲁国的政局并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费邑的公山不狃，邑的公若藐等家臣仍有很大的实力，对于鲁国公、卿都存在着大的威胁。在周边关系上，又与大国齐不断发生着摩擦并日趋紧张。此时，继任国卿不久的季桓子，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免有力不从心之感。先不要说孔子少见的博学多识与巨大的社会声望，单是他坚定的维护公室权威、渴望安定和平的政治态度，就引起了季氏的重视。尤其是孔子反对“陪臣执国政”的立场，以及孔子对于阳虎与公山不狃的拒绝，才是季氏最终选中孔子的根本原因。 孔子任小司空的时间很短，即就任大司寇。说到大司寇任上孔子的作为，这里需要首先弄清楚一件历来纠缠不清的公案，即孔子是否诛杀大夫少正卯一事。 记载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案，其源头是《荀子·宥坐篇》的记载，后来在《吕氏春秋》、《说苑》、《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均有记载，说孔子为政七天就杀了“鲁之闻人”少正卯，这里不仅将孔子诛杀少正卯事予以坐实，更找出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深层理由:原来少正卯与孔子素来有隙，在孔子讲学的时候，少正卯也授徒讲学，而且学生很多，曾使孔子的讲课处“三盈三虚”，好多次没人听孔子的课了。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荀况是离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记载应当是忠实的；汉以后许多学者都作了同样的论述；清末尊孔子的也不得不认为诛少正卯是孔子的一个污行；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而且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举《左传》中子产的儿子先宽后严将盗“尽杀之”而被孔子赞美为“善哉”的例子，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确有其事。（《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特别是“”时期，更是把孔子诛杀“法家少正卯”作为孔子的一条罪状。 但是从朱熹以来，特别是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他们的观点也相当有力，即:一是孔子诛少正卯事仅见以上所列书籍，而不见《论语》、《左传》、《春秋》等经传，以为像孔子诛少正卯如此大事，竟不留一点记载痕迹是说不过去的。二是孔子秉政七日，就以一大夫（孔子）而杀另一大夫（少正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并且他坚决反对轻易。如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问题时，就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说“子为政，焉用杀”。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因此，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释为“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我们还是需要将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字录出。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于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 对于孔子所列少正卯的五项罪状，孔颖达在《礼记·王制·疏》中，有过这样的解释:“行伪而坚者，行此诈伪，而守之坚固，不肯改变；言伪而辩者，谓言谈伪事，辞理明辨，不可屈止；学非而博者，谓习学非违之书，而又广博；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以疑于众；如此者，杀。按《史记》: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写过《论衡》的王充，还记有孔子与少正卯交恶的具体根源:“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并字训对峙，对立，即唱对台戏）。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门人皆惑。”是说少正卯的名气与孔子的差不多，他也开门办学，可能效果也好，好到使孔子的学生除了颜渊都曾跑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课，“三盈三虚”。 对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场面，《孔子家语》中说“戮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够可怖的，杀罢，还要陈尸于朝廷之上三天，以扩大教育的效果。 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意义，更是论者众多。如西汉刘安就说:“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而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淮南子·氾论训》）意思很明白，理由也很光明正大，为了天下安宁，必须杀鸡儆猴。 这一事件，教益良多，我们不得不仔细剖析。 教益之一:杀不同政见者或者杀利益相争者，是古已有之，后世当提高警惕。少正卯也是个“闻人”，只是他的“闻”与孔子的不同， 他好像有点邪门歪道，起码杀他的人是说他宣扬的是邪门歪道、异端邪说。 教益之二:百姓聚众不行，聚众闹事更是不行，也是古已有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一让执政者忧，那就有了打开“杀戒”的危险。谈情说爱的《诗经》也就成了的号角，“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所列少正卯罪状，归纳起来无非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邪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也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精神污染”。 我们当然还会记得孔子与老子的分歧。固然，以老子的年龄、学问、资历，孔子对老子是尊敬有加的。但是他们两人在心里十分清楚分歧所在。老子是走的流沙避世之途，却也说过“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圣人不仁”、“民不畏，奈何以畏之”之类“大逆不道”的话的。而孔子基本是走的上层路线，要入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教益之三:提倡过言论自由，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人，一旦掌权执政，也会立即走向反面，马上禁止言论自由，甚至可以因言。杀了人，还要给被杀者戴上许多难听难看的帽子，以儆众心，也安己心。 在孔子诛少正卯之前，另一位思想家邓析，已经被郑国的子产诛杀。郑国的权相子产，本来是个有着民主意识的执政者，他曾经坚决反对毁掉大家自由言论的场所“乡校”。但是，一旦有向他的“执政”提出挑战的，他也就不客气了，杀之而后快、杀之而后安。听听邓析的这些话，就可以想见邓析的为人与他的必然人生结局了:“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继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邓析子》）。这是在公开地骂天骂君，说他们不公平不厚道，不神圣。 《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了这位滑稽人物和汉武帝的一段谈话，说的是圣君用人一定能够把各方面的人才都安排到最恰当的位置上。这位滑稽人物是这样建议的:请周公为丞相，姜太公为将军，孔子为御史大夫，子路为执金吾……看来，孔子也只能在体制内当一名谏言者。 教益之四:孔子的，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到了汉朝，皇帝觉得孔子杀少正卯杀得真是好，“正合朕意”，于是就让博士们将这一条写进了《王制》之中，成了问罪治罪的法律条文:“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真是一个“杀”字，源远流长。“伪”与“非”的解释权，当然在执政者手里，就算是你不“伪”不“非”，他定你个“伪”或“非”或者又“伪”又“非”，也一样地说杀就杀。杀了，虽纯属“莫须有”，也还有根有据，不仅这是《王制》的规定，而且还有圣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案例可循，“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之类是也”。 “少正卯”，也就成了整人的借口，从汉至于清末，络绎不绝。 王尊以五官掾张辅为少正卯，将其系狱致（《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李膺以野王令张朔为少正卯，杀之于洛阳狱中（《后汉书·李膺传》）；明思宗朱由检以少詹事兼朝翰林院侍讲学士黄道周为少正卯，将其削籍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杖八十，并最终被永戍烟瘴边疆；清末洋务派文人陈玉澍，以变法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为少正卯，并以孔子的两观之诛为样板，请求慈禧速诛之；清末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以杨度为少正卯，奏请诛杀……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这个被诛杀了两千多年的少正卯，算是被翻了一次案，成了受了冤屈的法家，而孔子则又成了阻碍进步的称谓而被利用来打人。虽属闹剧，却也映出了历史一贯的真相真情真意。比“”早十年，即一九五七年，曾被歌赞为“没有一点奴颜与”、“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三个家”的鲁迅，却被歌赞他的同一个人判断道，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回答翻译家罗稷南“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原因恐怕也在于，歌赞鲁迅时，还处于在野的地位。对此，林贤治先生认为:“知识分子的实质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唯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的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一个人的爱与》）孔子也做过这样的反抗，摘自:李木生《人味孔子》 陕西文艺出版社只是他当了大司寇，迅即以杀扑灭了别人的反抗。只有到了他沦为在野，在列国流亡的时候，才会再度想起与执政者不合作的反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