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而修身-正心修身克己复礼的意思

1.第五章 真气正法大纲 第三节 古代真气正法之大觉者

2."三纲八目"如何体现儒家学派"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

3.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

第五章 真气正法大纲 第三节 古代真气正法之大觉者

尧舜为万古正心修身，为民立基造福之圣明君主。尧天舜日，五风十雨，麦收双禾，麒麟在野，凤凰鸣山，鼎盛春秋，太平盛世。立万世民之主，立万世领导万民之纲领，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仁大德圣明君子，是为真气、正气之真功正法，留于后人万世之美德，永为后人效法之榜样。

禹王，正气冲天，大公无私。治洪水，三过府而不入家门。分九江定八河，湖海两分。为万民立基于千秋万代，为后人立万世之光辉榜样。千秋大德，中华民族永远不忘，真功正法光照万年，为大德圣君，留德于子孙万代，万古长青。

商汤文武周公，继圣君之后，大圣大贤，治定人世间纲常伦理，年月日时，五年二闰，二十四节，君臣父子，国家与家庭等等一切细小大礼小礼:大礼三百，小礼三千，立万世之明条正法，为万民永远不忘之大圣大贤。正气常存，万世流芳，万古千秋民不能忘。

老子阐明了由无化有，空而生有的真空妙有的至极真理，有五千言《道德经》及《清静经》、《感应篇》，论述了通万化之源理，论述了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至极真理，兴教立说，注经论典，开辟了万世真机之光明大道。世人才知人生有一条光明正路，不被云雾所迷，修心炼性，而成了通达万化之源理、超常人智慧的、神通万化的真参实学者。是为千秋万代走向光明的真功正法，是后人学之不尽，求之不完的至极真理。天地育化万物是永不失灵之原理，是为真机妙法，真气贯千秋之理，才有紫气东来，一气化三清之说，是包罗万象之大道理，因此留传千古，至今仍为民族之至宝。

孔子生于乱世，作春秋删诗定礼，参造化，周游列国，教化万民。收三千徒众，七十二贤，十哲四配，立宗教、树纲常伦理。留五经四书，外齐家治国平天下，内修身正心克己复礼，存其心养其性，立《大学》、《中庸》性理心法，为内圣功夫，为千古不灭之性理心法。留于后人立万世之基源理，光明永照后人，心明眼亮。功在天上名留人间，为后世效法之光辉榜样。成为万世师表，古今文章祖，历代帝王师。是为光明正大照万代之真功正法，德配天地的大圣人。

唐代慧能大师，是释迦佛脉脉单传的真宗弟子。在释迦佛史上为一大转折点。他以《金刚经》所说的至极真理为基础，立《坛经》留传于后人，成为中华民族自己的佛学经典;以适合中华民族之语言文字，说佛之真空妙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指出心正是佛，心邪是魔，身外无别佛;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的正宗佛学;阐述了“离性说法，名为邪说”的至极真理。为后世学佛立基于心，心是佛种苗之真理实功，打开人之心灵之窗，立心成佛之理，可谓中华民族学佛之状元。成为后人学佛的光辉榜样，是为佛门真功正法。永远光照中华民族之珍宝，是法宝《坛经》。今之学佛者，应以《金刚经》、《心经》、《坛经》为纲，立心为基，简易直指，通俗易解，实为佛之明心见性之法宝。

"三纲八目"如何体现儒家学派"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

《大学》中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化。“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注重自我和亲民的统一。

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将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外王的实现。这八个条目也被视为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具体途径。儒家的“内圣外王”被最简明的概括为“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以说，“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就是学问和事功的结合，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结合，因而被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

儒家《大学》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从心灵秩序到社会秩序的过程，从内在的修养过渡至外部的强大的过程。

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的是圣贤气象，在现实世界的追求则是一种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刚柔并济，内外兼通，乾坤合一，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君子的行为乃是“刚健有为”的行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执着。

儒者将“内圣”与“外王”合一，因此历来儒家都主张创造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这就是“内圣外王”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大儒，如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不仅自身修养境界高，而且在事功上有建树，成为真正“三不朽”的大儒。

需要指出，“内圣外王”虽然体现的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但“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常常会出现“内圣不外王，外王不内圣”的局面。可见，两者的融合非常艰难。

无论如何，儒家“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修养思想，主张“德性”和“事功”的统一，即便在今日也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中华文化中自古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内圣外王的生动写照。

在现实社会中，“内圣外王”的理想是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有启发。要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更要努力亲民，夙夜为公，达成外王的事功。追求内圣外王，就是要在“修己”中“安人”，真正达到以“德”治人。

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更要我们经常的反思，检讨自己的言行，思量个人行为的准则，从而真正使内心世界强大，使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经世济民的理想。

扩展资料

出现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照《天下篇》看，“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

其内涵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虽然“内圣外王”一词不是直接出自儒学和孔子之说，但《天下篇》作者所阐述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就为儒家采用这一术语提供了理论依据。

言论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

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

同样，内圣只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比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立身，通达了，也不要忘记使别人也能立身，通达。

也就是说，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人的需要，两者都满足了，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内圣外王之道”。立己，达己是基础，立人，达人是归宿。

政治思想

孔子“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中，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v][5]要求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成为“仁人”，才可能成为天下爱戴的“圣主”。怎样才能成为道德家呢？按照孔子的言论，要做到“仁”与“礼”，达到内圣，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在孔子思想中，政治和道德教化是不分的。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以下层百姓为对象，以礼乐为主要工具，辅以刑政，试图达到“名人伦”的目的，来稳定民心，稳固统治。

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

百度百科-内圣外王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 四大核心理念 仁者无敌 安身立命 以和为贵 天人合一

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传统价值观，是凝聚全民族的载体，也是中国人有别于他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思维特性，尤其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从秦朝自清朝二千多年的时间里，社会形态保持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因素。

一、仁者无敌?

“仁者，人也”—— 中国文化对“人”的定义，孔子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思是有仁心仁义的，才成其为人。从象形字的意义来看，“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对应的人伦关系中，才能对人下定义。在古代社会，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五伦关系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的意义上，这个在人际关系中才成其为人的定义基本没有变。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对人的定义，相对来说就比较模糊，主要在社会关系中由他人定义。这就决定了“个体”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弱化和隐而不彰。中国人经常讲“做人应该怎么怎么样”， 主要是指做一个符合世俗标准的人，即使这些世俗标准有别于他个人的思想、理性、意志和判断。否则，在世俗眼里就是不会做人。这个世俗标准，就是孔子用来定义人的“仁”字。

“仁”的涵义——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用“仁”字给人下定义，可见“仁”是儒家伦理道德最核心的理念。孔子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温良者，仁之本也”孟子说“仁者爱人” 这种处处为对方着想的做人方式使中国人显得特别富有“人情味”。以至于有些人在人情面前不好意思拒绝对方的过分要求，往往失去原则性，徇私枉法，破坏典章制度。对一般人来说，仁爱是相互的，只有双方都具“体”地感觉对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时，才去“做人”，一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场的温暖包围，或者双方撕破脸皮了，就不知该怎样去“做”了，难免有失风度，比如在公共场所出现不守秩序、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于圣人和传统士大夫来说，尽管他们把仁做为个体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个高层次的原则仍然是以人伦关系之间衍生出人情作为内容，反映了中国文化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它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形成以下这样的理念：

内圣外王，仁者无敌——道德与政治的合而为一“内圣外王”就是孔子在《大学》经典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格物深入研究事物的规律和本质，致知将其上升为理论，诚心实意，端正思想和态度，一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使家庭和睦，推己及人，使人人都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仁人君子，然后施仁政管理国家，使天下太平，这个过程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阶层由内而外的人生进修阶梯。内圣，是德治；外王，是人治，内圣外王就是一种德治加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在高度集中的权力面前，德治对集权者的约束总是十分有限，充其量是一块光鲜的遮羞布。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只能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治加人治要求作之君者，必须同时作之师，作之亲。儒家的天地君亲师这五个角色，作为统治者身兼三职，做老百姓的领导、老师、和父母。这样以来，人的思想意志以及国法以外的私人领域自然也成为管理的对象，个人就没有多少空间可言了。

二、安身立命?

身的含义，中国人是用“身”这个词来指称自己的，比如本身、自身；同时，还用身来代表生命。比如终身，就是指人的一生；人一生的事业，就是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体之外，还有去符合命运静态地去养护它的意思。除了用身这个词指称自己和生命之外，还用它来形容一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属于“身”的场合。比如，一个人的背景与起源，叫出身；名下的资产总额，叫身家。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迫去做一件事，叫身不由己；属于思维和理解力范围内的事，也用体会体验一类的词去表达。像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这类属于道德范围的事，也在划入身的范畴内，用身字来表达。所以，从身的含义来看，安身立命的身不仅是指身体、肉身，还指人生、生活，把这些安顿好了，有饭吃，有衣穿，生命就可以生根发芽，传宗接代了。

食的文化——身体化的表现，中国烹饪技术之精致，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中国人特别注重食的养生功用和食的社交功用。这说明的传统文化将人更多的看成是一个身体化的存在，比较忽视它是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精神主体。当然，士大夫阶层和老百姓对身的理解是有层次和境界之分的。古代道德和政治统一的传统，决定了士大夫阶层天生肩负“以民为本”的使命感，也就是让天下苍生皆能安身，皆有一口饭吃。因此他们提出的口号“解民于倒悬”“措天下于衽席之上”等等，虽然也是充满了身体化的想象，但这个身指的是社会，是天下民生，而国家则是照顾这个身的一颗心。至于老百姓的安身一般只顾及其家，而且这个身必须放在缩小了的人情磁力场中，互相取暖才能安心。这种安身与安心的需求，造成了他们一方面十分现实，物质化，就连求神拜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临时抱佛脚，完全是实用型的、世俗化的；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精神和感情上的麻木。

安其身，则得其心——民生观，安身立命的身体化倾向，使老百姓的要求基本只限于“有口饭吃”就行，就不会造反。所以安其身，则安其心，解决好民生问题，就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最高的政治社会理想是《礼运?大同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孟子》一书的大半部都在讨论如何施仁政，施仁政的中心就是民生问题；一直到的民生主义，民生的观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 《汉书》中说“民以食为天”，食的确是密切串连中国文化、百姓生活、政治理想各领域的同心轴。老子甚至把治理国家比喻成烹调术。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周礼》这本书排列的百官当中，冢宰既是宰相，又有大厨子的形象。总之，安身立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即使到了现代，的生存和发展的范围更广了，要求更高了，但是有饭吃才能生存始终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理念的首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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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和为贵?

阴阳调和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阴阳在太极中的互相调和。阴阳本就是同一事物两各方面，阴阳调和则基本上排除了“邪恶”的因素。因为这样的本体论中，所谓邪恶的因素并不是必须由善去克服的恶，而是阴阳失调，因此，如果出现动，也是，是一种变态，最后也必然用和合的方式恢复结构的平衡，回到原样。同样，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也是和合式的而不是抗争式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情味”。人际关系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礼尚往来，耻于斤斤计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倡诉讼，所以公然为自己争利益的言行也就为人所不齿了。正如孔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安定的面，和为贵就是一种放弃对抗的态度，表现在政治生活上，就容易形成安定的局面。即使已经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也大多是只谋一口饭吃，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自发组织压力团体维护自身利益。所以，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和洛杉矶黑人，最倒霉的就是华人，尽管华人人数众多，但是懦弱和冷漠使他们之间不善于组织和团结，一盘散沙，毫无还手之力。根据辩证法和历史经验来看，以和为贵这条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还可能带来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的对立面——乱。逆来顺受惯了的人，一旦忍无可忍发泄起来的时候，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且由于平时不擅于利用合理渠道宣泄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当这种攻击性终于爆发的时刻，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盲目的、极具破坏性的，而且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是斗方休的。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源于春秋时期的庄子，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扬光大，最后由宋代的张载、二程整理成熟。天人合一就是认为天道与人道的是统一的，以人伦外推天道，以天道比附人伦。很明显，中国的这个天和世界上任何高级宗教的“天”都不同，的天并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而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内在的组成因子。

世界上其他高级宗教都认为天和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尽管可以向往超越界，但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地位，唯有中国的天道观主张天人合一。而且，这个天人合一是将天道拉下来去符合人道的。并且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也就是把眼光完全集中在这个人世上。

中国人的天道就是人道，它是人间理想化了的和谐关系的映照。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保持和谐，就是符合天道，否则的话，就会令天道失常，因此，人有参天地化育之功。那么，怎么“参”呢？宋朝的理学家朱熹认为，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方式，把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导入公式化的人伦渠道中获得中和化的效果，以便能够永恒地维持“和合”状态。正如同天地之阴阳调和是为了化生万物一般，人伦关系中被渠道化的七情六欲，也必须是为了养育以及延续身体化的存在服务——养双亲，养妻子儿女。这样，人道就和天道真正的统一了，人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上四大传统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保持社会形态超稳定的深层因素，在国民心理和国家社会层面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现代化的世局当中，如何有意识地反省之、引导之、改造之，是当代中国人需要肩负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