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而行为中华-直道而行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1.孔子资料

2.中国历史上的三代指什么

3.孔子说过的四字词语，急急急

4.孔子的资料

孔子资料

孔子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孔子是个大思想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首先，他提出“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孔子又是个大教育家。在奴隶社会里，只有贵族子弟能够受教育，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了。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据说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他教育学生：学习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学习态度要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相传，孔子晚年编订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书》等几部书，还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这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孔子身世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是宋国贵族，避难迁鲁。他出生时，家世已经没落。年轻时做过季孙氏的委吏(管仓库)和乘田(管繁殖牲口)等。三十多岁到齐国，几年没有得到齐君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五十多岁时，由鲁国中都宰(都城行政长官)升任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后又曾周游宋、卫、蔡、齐、楚等国。晚年在鲁国编订古代文化典籍《诗》《尚书》《春秋》等，教授门徒。孔子的弟子曾将他的谈话和他与门徒的问答，辑成《论语》一书，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孔子思想

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礼”、“仁”、“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

“仁”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所以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教”与“学”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的学生来自十一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对于学习目的，孔子通过弟子的言论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中国历史上的三代指什么

夏商周

国古史上的夏商周三代时期，约始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终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绵延达十八九个世纪。这段历史时期被人们称为“青铜时代”，也有人从第一个阶级社会产生角度称之为“奴隶制时代”。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和重要地位，今天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三代艺术是三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于三代艺术的研究，也已取得丰富成果。不过，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三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它在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的伟大成就和独特贡献，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试图从比较的、类型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点初步思考。

一、“礼乐艺术”：三代艺术的本质规定

关于三代文化的性质和特征是什么，人们也许会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大家能够认同的，这就是把三代文化概括为一种“礼乐文化”，毫无疑问，三代礼乐文化在西周时期发展到极致，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便是这一文化发展过程的象征性表达（注：据杨向奎先生的研究，《左传》“文公十八年”关于“先君周公制周礼”的一段文字“是有关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后来的《礼记》《明堂位》则明确提出周公“制礼作乐”：“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参阅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283页。）。而三代礼乐文明、礼乐文化代代相因沿革、损益增删，有其内在的贯通性和一致性，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等等（注：在近现代研究三代文化的学者中，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三代文化相异的一面（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三代文化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如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但更多的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三代文化本属一系，同大于异。如严一萍认为“综观三代文化，纵有异同之处，未逾损益相同，寻其本则一脉相承，未尝有变焉。”（《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张光直先生更是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证“三代都是有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在文化、民族的区分上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夏商周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亦即都是中国文化，但彼此之间有地域性的差异”。李学勤先生在引述张光直的上述说法时，明确表示赞成其观点，并认为“三代文化基本相近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回复到王国维以前的观点上去了”。参阅张光直《从夏商周三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初版）、《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版）、李学勤《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等。）。

在三代“礼乐文化”整体语境下形成的丰富辉煌的三代艺术，其最本质规定是什么？这便是艺术（“乐”）与当时浑融为一的整体性文化形态（“礼”）的密切结合与高度统一。就是说，当时的艺术为礼服务，以礼为内容，以礼的实行为根本目标。而当时的“礼”，也总是要尽量诉诸使人愉悦的艺术（“乐”）的形式，以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将外在制约转化为内在心理需求。对于这种艺术，不妨称之为“礼乐艺术”。顺便说明一下，三代时期，并不存在今天所谓的“艺术”概念。甚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找不到具有近代意义的“艺术”概念。虽然古代文献中不难找到“艺术”这一词语，但今日所用的“艺术”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术语。不过，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概念与今日所说的“艺术”一词意义相当接近，这就是先秦时期所使用的“乐”这一概念。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就因为音乐的享受最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注：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1945年3月，重庆文治出版社，第163页，第170页。）应该说，三代所谓“礼乐”中的“乐”，可以包括所有艺术形式在内，至少可以指称以音乐为代表的各种艺术样式。

关于当时礼与乐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古代不少经籍都有深入周详的阐发而尤以《论语》、《荀子》、《礼记》等的论述精深微细，全面周到。《礼记·乐记》就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礼乐之事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情），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郭沫若阐发其意旨说：“乐须得礼以为之节制，礼也须得乐以为之调和。礼是秩序，乐是和谐。礼是差别，乐是平等。礼是Apollo（阿波罗，即日神——引者）精神，乐是Dionysos（狄俄尼索斯，即酒神——引者）精神，两者看来是相反的东西，但两相调剂则可恰到好处。”（注：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青铜时代》1945年3月，重庆文治出版社，第170页。）

对于三代礼乐文化、礼乐艺术中的“礼”究竟应做何解释？自古以来，关于“礼”的解释层出不穷，莫衷一是。但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对“礼”作一种文化学上的广义的解释。对古代礼乐文明素有研究的杨向奎先生指出：“礼的来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会。广义的礼，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无所不包。”（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337页。）陈来先生也认为：“周代所集大成而发展的‘周礼’、‘礼乐’显然早已超出宗教礼仪的范围。历史上所谓‘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分明是指一套制度与文化的建构。若从后世《礼记》所说，‘礼’根本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总的来说，古代所谓礼包含制度与礼仪两大部分，虽然国家的礼仪也可以看作是制度的一种，但礼仪更应当说是一种文化形式、文化体系。”（注：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5、247页。）实际上，不仅对周礼应这样理解，对整个三代一脉相承的礼均应这样来理解。可以说，三代的礼，便是当时尚未分化为各种独立精神的生产形式、意识形态形式，也就是当时整个文化。

对于三代时期这种“礼乐艺术”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它的类型学特征，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在这里，有必要运用比较的、类型学的方法，作一些深入具体的分析。从这一观点来看，可以说三代礼乐艺术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类型，是中华艺术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整个人类艺术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做出了应有的伟大贡献，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艺术的三大基本历史类型

人类的艺术发展，有其历史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会形成与该历史阶段相适应而与别的阶段相区别的艺术历史类型。如何总结艺术历史类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成为艺术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地描述艺术各种类型包括艺术门类、体裁和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的演变，是许多艺术史的基本路数。除此之外，在艺术史研究中，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不只是纯历史地描述艺术历史类型的演变，而是在描述艺术历史类型的演变中，努力揭示艺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实现对艺术历史类型演变规律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描述。这无疑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论要求。在艺术理论史上，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曾作过这样的尝试。他把人类的艺术发展概括为象征艺术、古典艺术与浪漫艺术三大艺术历史类型的合乎逻辑的推演过程。

黑格尔是按照艺术中理念与理念的感性显现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来划分艺术三大历史类型的。这一艺术历史类型演变模式对艺术真实历史发展过程的逻辑把握无疑含有合理成分，但也有其致命弱点。其头足倒置的弊病姑且不论，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他对东方艺术、中国艺术的缺乏了解，使他不无偏颇地仅仅把东方古代艺术作为人类艺术第一大历史类型即象征艺术的代表，而在讨论其他两大历史类型时，却对东方艺术很少涉猎，避而不谈，认为古典型艺术的代表乃是古希腊以雕刻为代表的艺术，而浪漫型艺术的代表则是西方中世纪和近代的艺术（注：参阅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像这样一种对人类艺术历史类型演化大致轮廓的勾勒，无疑不能正确反映包括中华艺术在内的东方艺术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关于人类艺术基本历史类型的演变，笔者曾多次在有关论文和论著中阐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人类艺术发展的全部历史，曾经出现这样三种基本的历史类型：第一种历史类型：“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第二种历史类型：“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第三种历史类型：“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

而且，在我看来，这三大艺术类型既是艺术的基本历史类型，也是艺术的基本逻辑类型——它是按照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的精神生产，在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和一般精神生产的历史的、逻辑的联系中划分出来的艺术类型。简言之，这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艺术基本类型的划分体系（注：参阅拙作《试论艺术的逻辑分类体系》（《文艺研究》1992年第5期）及拙著《现代艺术学导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九章、《艺术类型学》（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假如上面对人类艺术基本历史类型演化的概括合乎艺术的历史进程的话，按照这一艺术类型发展线索来看三代礼乐艺术，应该如何认识三代艺术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三、三代艺术确立了新的历史类型

就中华艺术历史发展而言，整个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所创造的艺术基本上都属于第一种历史类型的艺术，即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像当时人们所制造的颇为精致的石制工具、装饰用的骨器、后来出现的陶器等，基本都是为满足人们物质实用目的需要而生产的。

大约到了新石器晚期，也就是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时期，原始中华先民精神生活已颇为丰富复杂，在艺术领域，出现了一种新艺术类型的萌芽形态，如舞阳骨笛、甘肃上孙家寨舞蹈彩陶盆、良渚玉器中以玉琮等为代表的玉石器艺术，其精神因素已逐渐上升为主导性因素。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艺术形态中蕴含的精神因素，显然还只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精神因素；它所要达到的精神目的，还只是一种混合形态的精神目的，也可以说是带有浓厚原始巫术、宗教性质的精神目的。这是第二种艺术历史类型的前奏。

应该说，在中华艺术史上，第二大艺术历史类型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历史地位的真正确立，是在三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的。

中国历史上的三代时期，是国家文明出现时期，是阶级社会确立地位时期，是文字、礼仪中心形成并走向成熟时期。总之，“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由定型到兴盛的时期，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注：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61页。）它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和主要成就，便是以青铜艺术与乐舞艺术为代表的“礼乐”艺术达到鼎盛。对于这种“礼乐艺术”的最本质的概括，便是把它视为一种典型形态的“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可以说，三代正是这种新艺术历史类型确立的时期。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人们怎样论述艺术的功能与目的。

如所周知，青铜艺术是三代最主要艺术形式之一。中国青铜艺术在三代时期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是三代之所以被人们称为“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王孙满与楚子关于“九鼎”的一段对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如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作为当时青铜礼器之代表的“九鼎”，乃是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国家象征，是通神礼器、礼制的形象表现。“九鼎”的功用、目的如此，其他青铜礼器的制作，其目的、功能也大抵如此。像人们所熟知的一些青铜重器，如司母戊大方鼎、兽面纹大钺、兽面纹方鼎等，都是当时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是一种礼制的体现。这些青铜器的制作，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实用物质生活需要，而是当时混合意识形态的体现。美籍中国学者张光直先生对于中国三代时期青铜器的研究颇引人注目。而他的一个中心观点便在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注：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13页。）这说明三代青铜器的基本目的和功能是为礼服务。很显然，它不是纯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审美。

再看当时乐舞艺术的目的和功能。

据《尚书·尧典》记载，“帝（舜）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粟，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虽未必一定是舜的时代所实际存在的实事而很有可能是后人的追述或伪托，但说它反映了三代时期人们对诗、歌、舞、咏浑融不分的所谓“乐”的“言志”作用和“神人以和”功能的认识（注：据朱自清先生的研究，先秦时期“诗言志”说中的“言志”有表达作诗之人“怀抱”的含义，但“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参阅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还是真实可信的。

对于《诗》三百篇，我们都熟悉孔子这样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实在是能够实现多种精神实用目的的百科全书，而绝不是纯审美的文本。

我们再看看三代时期其他一些重要艺术形式的情况。

从空间造型艺术方面来说，三代艺术无疑以上述青铜艺术为主要代表。但三代除青铜艺术之外，还存在着玉石艺术、漆器艺术、陶瓷艺术、建筑以及书画艺术等等，它们在三代时期均取得巨大成就，获得可喜发展。但就它们的总体面貌、主导类型而言，如果从其艺术生产的目的和功能上来看，仍不脱“礼乐一体”框架，基本可以说都是属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范畴。比如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已相当发达的玉石器艺术，在三代时期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而三代的玉石器又是以礼玉为主的。《周礼·春官》有关于“六器”（当时最主要的几种礼玉）功能的详细记述：“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还有关于所谓“六瑞”（当时对于礼玉在使用等级上分类）功能的记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种礼玉无疑是礼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时间艺术方面来说，除上面谈到的三代乐舞艺术和诗三百篇外，中国三代时期的神话、传说、史诗（诗经中的部分颂诗）、典礼艺术、巫傩艺术以及某些早期说唱艺术、戏剧艺术的萌芽形态等等，其共同的本质特征，也基本不脱礼乐艺术范畴，它们或者是当时综合性意识形态的表现，或者主要是为当时政治教化目的服务的。

总而言之，三代时期的艺术，就其主导性艺术类型而言，其功能和目的，一方面，无疑已超越远古蒙昧时期物质性实用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它还远没有超越其他实用目的——这里所说的实用目的已不是指物质性实用目的，而是指精神性实用目的，而恰恰是以实现其他精神性实用目的为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它还不是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不是审美性的非实用目的艺术。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三代艺术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应该说，三代艺术确立了新的历史类型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类型，并成为远古物质实用目的艺术向此后第三种艺术历史类型即审美的非实用目的艺术过渡的中介环节。

四、三代晚期向新历史类型的过渡

如所周知，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魏晋时期是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艺术自觉的时代”。用我们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艺术类型划分模式来看，可以说这一历史时期是第三种艺术基本历史类型即审美的非实用目的艺术类型真正得以确立其历史地位的时期。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新的历史类型的确立，并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它在三代时期，特别是三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礼乐制度的崩坏和艺术自身的发展，在各种艺术中均已出现了对于当时综合意识形态即礼的超越的尝试和努力，艺术开始努力突破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历史类型的框范，审美的、艺术形式的意味大大增强，出现了新艺术历史类型的萌芽。这种新风格、新类型的艺术，我们可以屈原、宋玉的辞赋创作、乐舞中普遍流行于各国的“新声”创作、青铜艺术等造型艺术形式中的新风格、玉器中的“玩玉”等等的出现为标志。

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各门艺术均日益走向精致、绚烂，其感性美成分逐渐增多，超越实用功能的、审美的成分逐渐增多。这样的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至质的飞跃，即审美目的上升为主导目的，实用目的退居次席。应该说，这样的艺术在三代晚期已经开始出现。比如，青铜器中出土于河南新郑的一对“莲鹤方壶”，其莲瓣形壶盖中央清新俊逸的白鹤造型，它所运用的镂空细密花纹，成为美术史上一种新风格的代表，而从其功能上讲，也在突破着礼乐艺术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的框范，日益突出其审美价值和作用。那些广泛流行于民间甚至在一些王室贵族中也日益受到欢迎的所谓“新乐”之所以被那些维护旧礼乐体系的人斥之为不合于礼，之所以大不同于那些唯恐使人卧的“古乐”，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它们对旧的礼的体系做出了不同的超越，其审美、娱乐成分大大增强了。虽然这一类艺术在整体上尚未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却是数百年后魏晋时期艺术真正获得自觉的必不可少的先声。

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礼乐艺术框范的审美型艺术萌芽的出现在当时艺术理论上也有所反映。比如，庄子便在他的《田子方》一文中描述了一位“解衣般礴”、不计世俗功利的“真画者”形象，并把他视为其艺术理想的化身。荀子在其《乐论》中虽然也强调了礼与乐的同的一面，却对礼与乐相异的一面极为关注，大大突出了“乐”不同于礼的独特价值与特性。

总之，中国古代艺术，自三代晚期，出现了第三种历史类型即作为独立精神生产的、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类型的萌芽。这种历史类型，在魏晋时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此后，中国古代艺术走着一条颇为独特的漫长历史道路。这便是它基本上是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所谓“礼乐艺术”、“载道艺术”）这两种艺术历史类型同时存在，互相消长，交织并进。就是说，在中国古代魏晋以后，虽然审美型艺术作为一种新类型已经确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但它却没有完全取代第二种艺术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而成为绝对主导型的艺术。就是说，礼乐型、载道型艺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仍有相当势力和影响，并且由于它往往得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有时往往还会压倒第三种历史类型的声音。但是，那些历史上真正留传下来的富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主要还是那些审美型艺术而不是礼乐型、载道型艺术。

与中国古代艺术发展道路颇不相同的是西方艺术。西方艺术在原始社会阶段无疑也是以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为主要历史类型。进入阶级社会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如神话、传说、史诗，神庙建筑等，逐渐取代第一种艺术类型而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西方在这之前的艺术发展，与中国艺术发展历程，应该说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西方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古希腊时期，曾出现过一个文化与艺术的短暂的辉煌时期，在艺术上出现了所谓“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描述过这一艺术景观。在他看来，希腊前5世纪以前，仍是宗教、政治目的艺术的天下，而“艺术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大约发生在公元前520年到公元前420年这一百年之间。到公元前5世纪临近结束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常识他们的作品本身的诱人之处，不再是仅仅赏识它们有宗教作用或政治作用了。”“胜利女神庙（建于前408年——引者）的饰带大概已表明艺术家的态度已有所转变。……这样，在公元前4世纪对待艺术的态度渐渐地就改变了。菲狄严斯（前5世纪雕刻家，代表作是为奥林匹亚神庙制作的雅典娜雕像和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引者）的神像当初是作为神qí＠①的体现而闻名于整个希腊。而公元前4世纪的神庙的伟大雕像之所以享有盛誉，更多的是在于它们具有艺术作品的美。当时希腊有文化的人谈论起绘画和雕像来，就像谈论诗歌和戏剧一样：或者赞扬它们的美好，或者批评它们的形式和构思。”（注：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第53-55页。）从古希腊造型艺术以及悲剧、喜剧、抒情诗等所达到的审美的、艺术的成就而言，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的艺术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已经确立审美型艺术的历史地位。然而好景不长，西方文化艺术在古希腊罗马短暂的辉煌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在中世纪，无疑谈不上种种独立精神生产的存在，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学、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这种意识形态严重异化的总的语境下，其艺术的生产只能是为宗教神学服务的他律的艺术，而不可能是审美的非实用目的的艺术。在西方，艺术要真正确立第三种历史类型的地位，取代第三种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要等到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世纪前后，近代“美的艺术”体系大体形成，艺术自律性原理在理论上得到充分阐明，这使审美型艺术类型终于成为艺术世界真正主导者，第二种历史类型被推入历史幕后而成为次要的类型。

详细对中西艺术历史类型演化不同历史道路加以比较，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只想指出的是，中国三代时期在艺术上的成就，不仅确立了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这一新的历史类型的主导地位，而且在它的晚期，开始向第三种历史类型即审美型艺术过渡，成为魏晋时期艺术自觉的先声。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三代艺术在中华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在人类艺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说过的四字词语，急急急

.《论语》首创的成语。

《论语》首创的成语,指后世沿用《论语》原书文字,保留原有语法结构而形成的成语。

（1）不亦乐乎 出自《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周而不比 出自《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3）每事问 出自《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

（4）不亦乐乎《论语·学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6）陈力就列《论语·季氏》：“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7）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8）恶衣恶食《论语·里仁》：“士之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9）苗而不秀《论语·子罕》：“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这类成语，几乎每篇都有。如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里仁》）、犯而不校（《泰伯》）、空空如也（《子罕》）、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这类成语占《论语》成语的很大部分，是《论语》成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出自《论语》的成语。出自《论语》的成语,指来源于《论语》,但又经后人加工、提炼而形成的成语。据考察分析,后人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形成这类成语。

（1）选取原句中最能概括全句或全段意义的成分组成成语。如:众星拱辰 出自《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拱”古作“共”）安老怀少 出自《公冶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2）将原句中的虚字和不影响意义的实字删减而成的成语。如:节用爱人 出自《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举直错枉 出自《为政》:“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3）在原句词语的基础上增加适当的字而构成成语。如:异端邪说 出自《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在“异端”后加“邪说”。中庸之道 出自《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中庸”后加“之道”。

（4）将原型成语（即首创成语）中的字更换形成另一成语。如:随心所欲 出自《为政》:“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将“从”换作“随”。有始有终 出自《子张》:“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将“卒”换作“终”。

（5）将原文中否定意义的词句改为肯定意义构成成语。如:见义勇为 出自《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改“无勇”为“勇”,“不为”为“为”。周急继乏 出自《雍也》:“若不周急不继富”。改“不继富”为“继乏”。

二《论语》中的成语,按用途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学习。这一类成语现在使用的还很多，大多数人也比较熟悉。在《论语》中出现的比较多。例如:

（1）《公冶长》第十五章———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成语“不耻下问”出自此章。其原义是:不以向地位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后来人们用以表示虚心好学。

（2）《述而》第二十二章———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成语“三人之行,必有我师”的出处。讲的是:即使在很少的几个人中,也有在某一方面值得自己学习和借鉴的。后人用“三人之行,必有我师”来表示应努力向别人学习好的东西。除此之外,《论语》中用于学习的成语还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知新；朝闻夕；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发愤忘食；循循善诱；有教无类；后生可畏；日知其所无；笃志好学；登堂入室（升堂入室）；告往知来（告诉他已学过的知识,就能体会出未学过的知识）；不知肉味（形容特别专心）；每事问；敏而好古（勤奋地研究古代文化典籍）；等等。

2 .修养。例如:

（1）《述而》第十六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成语“曲肱而枕（曲肱而卧）”、“乐在其中”、“富贵浮云”都出自此章,讲的是修养到了淡泊人生的境界。

（2）《学而》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成语“三省吾身”就出自曾参之口。这是孔子门徒提出的比较典型的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

除此之外,《论语》中用于修养方面的成语还有: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中庸之道；见义勇为；见贤思齐；志士仁人；当仁不让；杀身成仁；求生害仁；乐而不*；乐以忘忧；犯而不校；以德报怨；文质彬彬；君子固穷；箪食瓢饮；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知松柏；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敏事慎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

3 .待人接物。例如:

(1）《颜渊》第十六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语“成人之美”就出自于此章。这一章讲的是君子要成全他人的好事,不助长他人的错误。

（2）《卫灵公》第二十四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出自这里,说的是推己及人之意。除此之外,《论语》中用于接物的成语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以文会友；不念旧恶；三思而行；敬而远之；待价而沽；过犹不及；道不同不相为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可无不可；小不忍则乱大谋；有始有终；能近取譬；和而不同；听其言而观其行；善为我辞（好好帮我说说,替我辞掉）。

4．政事。例如:

（1）《子路》第六章———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出处,讲的是居上位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2）《宪问》第二十六章———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成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出自这一章。说的是:居上位者考虑事情、处理问题,不要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

（3）《子路》第三章———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成语“名正言顺”、“无所措手足”都出自此章。

除上述之外还有:和为贵；文武之道；敬事而信（严肃认真地办理国事而又守信用）；使民以时；割鸡焉用牛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为而治；欲速不达；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一言兴邦；各得其所；上智下愚；是可忍,孰不可忍；犯上作乱；兴灭继绝（使灭亡的事物重新兴起）；危言危行；直道而行（办事无偏私）；中道而废；等等。

5．状物。例如:

（1）《公冶长》第二十五章———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成语“巧言令色”出自此章,描绘的是某些人花言巧语、伪装和颜悦色以及低三下四的状态。

（2）《公冶长》第十章———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段话,后世形成两个成语:朽木不雕,朽木粪土（也说朽木难雕、朽木粪墙）。这是孔子对白天睡懒觉、上课打瞌睡的学生的批评。

（3）《阳货》第二十二章———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于已。”成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出自此处,它描绘的是整天不用心思、无所事事、懒得无聊的精神状态。

在《论语》中,描绘人或事物的各种状态的成语比较多,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从心所欲；言不及义；言过其行；怨天尤人；望而生畏；不自量力；不敢问津/无人问津；求全责备；迁怒于人；色厉内荏；道听途说；察言观色；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苗而不秀；秀而不实；喟然而叹；侃侃而谈；乐山乐水（今比喻各有所好）；血气方刚；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命之年；耳顺之年；一日之长；必不得已；欲罢不能；鸣鼓攻之；不得其；而后已；生有命,富贵在天；患得患失；好行小惠（爱卖弄小聪明）；没齿无怨（终生无怨言）；一以贯之；岁不我与（岁月不待人）；而今而后；等等。

三《论语》中成语的意义变化

出自《论语》中的成语,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绝大多数都保留了《论语》中的原义,但也有少量的成语意思发生了变化。

1．今义与原义不大一样的。例如:

（1）《季氏》第一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里的“既来之,则安之”的原义是:已经自动来归服了,就要使他们安居下来。而现在,这句成语的意思变成了:既然来了,就要安下心来。

（2）《雍也》第十八章———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的原意是:只有质朴的思想感情,而不懂礼仪,就显得粗野；礼仪虽很周到,但缺乏质朴的思想感情,就显得虚伪。只有把礼节仪式和思想感情恰当配合,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的“文质彬彬”,就是指文（礼节仪式）、质（思想感情）配合恰当。而现在,“文质彬彬”只表示文雅、有礼貌的意思。

2．今义与原义相反的。例如:

（1）《学而》第一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的“朋”指的是同学、校友,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这句话串起来讲,意思就是:有同学、校友从远方来（和你一起研究切磋）,不也是令人快乐的吗?孔子用反问句式,说明“有朋自远方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如今,“不亦乐乎”的意思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例如:“这两天忙得不亦乐乎!”“他两口子吵得不亦乐乎。”这些话是平时常听人说的。而这两个“不亦乐乎”都是指过分、超出了限度,已经没有一点快乐感了。

（2）《雍也》第九章———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季孙氏派人请闵子骞担任费县的县长。闵子骞谢绝了,他对来人说:“好好帮我说说,替我辞掉吧!如果再来找我,我就跑到汶水那边的齐国去了。”现在,成语“善为我辞”的意思恰恰与原义相反:多数情况下不是指替我辞官,而是好好帮我说说,替我谋个职位；或者请人帮着善为说合,办成一件什么事情。

3．今义与原义无关的。例如:

（1）《卫灵公》第十七章———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天,“言不及义”指的是“说的话没有一句正经的”,和原义差不多。

（2）《述而》第十四章———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很长时间吃肉也不知道肉的滋味,说:“想不到（古人）创作的音乐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成语“不知肉味”,原义是指对某件事特别专注而忽略了别的事。而后世往往用它来说明生活贫困:“好长时间吃不到肉了,三月不知肉味。”

《论语》成语、俗语集释

一提起《论语》，大家都会感到陌生和遥远，认为读《论语》的都是老学究。特别是学生，更感到《论语》与他们的思想格格不入。其实，不仅《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几乎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姑且这样说），至今还影响深远，就具体而言，它语言平易又不乏文采，篇章短小精练又具有格言体制，易读易诵。所谈内容涉及人生修养的方方面面，对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事颇有启迪。这对青年人很有裨益。我很希望同学们读一读《论语》。同时，高中语文第五册中有课文《孔孟》，读点儿《论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篇课文。

怎样让《论语》变的亲切而不陌生，引起阅读兴趣？不妨从《论语》中的成语、俗语入手。当你发现我们生活中经常用的语言原来是在《论语》中，自然就会爱不释手、兴趣盎然地读下去。下面就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1）犯上作乱：“不好犯上，而好作乱，未之有也。”（《学尔篇》）释：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

（2）巧言令色：“巧言令色，鲜矣仁！”（《学尔篇》）释：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会多的。

（3） 言而有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学尔篇》）释：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

（4）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为政篇》）释：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

（5） 知之为知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政篇》）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

（6） 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八佾篇》）释：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

（7） 既往不咎：“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八佾篇》）释：已经做了的事不便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便再挽救了，已经过去的事不便再追究了。

（8） 尽善尽美：“尽善矣，又尽美也。” （《八佾篇》）释：美极了，而且好极了。

（9） 见贤思齐：“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里仁篇》）释：看见贤人，便应该想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便应该自己反省，有没有同他类似的毛病。

（10） 文质彬彬：“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篇》）释：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

（11） 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雍也篇》）释：严肃地对待鬼神，但并不打算接近他，可以说是聪明了。

（12） 举一反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述而篇》）释：教给他东方，他却不能由此推知西、南、北三方，便不再教他了。

（13） 暴虎冯河：“暴虎冯河，而无悔者，吾不与也。” （《述而篇》）释：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去渡河，这样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共事的。

（14） 三月不知肉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述而篇》）释：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

（15） 乐在其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述而篇》）释：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臂做枕头，也有着乐趣。

（16） 择善而从：“多闻，择善而从。” （《述而篇》）释：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

（17）任重道远、而后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后已，不亦远乎？” （《泰伯篇》）释：读书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负担沉重，路程遥远。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不也沉重吗？到方休，不也遥远吗？

（18） 空空如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子罕篇》）释：有一个庄稼汉问我，我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19）循循善诱：“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子罕篇》）释：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

孔子的资料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生于鲁国。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后来逐渐衰落而迁到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孔子年少时作过许多卑贱的工作：“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语）。据孔子自述，他十五岁时就以学为志，学习的内容自然非常广泛，但首先不能离开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孔子到三十岁时，所学已颇有成就。据《史记》载，齐景公当时来到鲁国，曾特别向孔子请教政事。五十岁左右，孔子逐渐受到当政者的重视，担任要职，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直到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其间，孔子为人称道的政绩有，堕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城邑，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后来，孔子因不满于鲁君接受齐人馈赠的女乐而愤然出走，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飘泊生涯。孔子周游列国，始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地方。孔子非但未受到各诸侯国当权者的欢迎，且时常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威胁，孔子畏于匡、孔子困于陈蔡，形容狼狈。年近七十，孔子在失望中返回鲁国，没过几年，孔子就带着遗憾去了。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些画像上看来，孔子始终是一幅温文尔雅、一团和气的样子，这里自然有许多理想化的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的成分，至于真实情况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孔子应该有其威武的一面。他的学生颜回称其“威而不猛”，且孔子身材魁伟，当时被称为“长人”。关于孔子的形象，我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大致如此。从《论语》和《史记》的关于孔子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孔子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有这样一些故事，足以展示孔子是一个活生生的“圣人”：

孔子之喜:孔子在鲁国以大司寇行摄相事，面露喜色，门人责问:“君子祸至不喜，福至不忧”，孔子称是，对自己的态度如此解释:“我喜而笑，使下人也觉得尊贵，这样不好吗？”

孔子之笑:孔子周游列国，形色匆匆，流落至郑，郑人谓子贡孔子的神色“若丧家之狗”，子贡如实告之，孔子朗然而笑:“说我象丧家之狗，是这样，是这样！”

孔子之哭:孔子强调“哀而不伤”。颜回，孔子哀哭而至于恸，门人开导，孔子曰：“不为这样的人哀伤而恸哭，又能为谁哀伤而恸哭呢？”

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圣人“情顺万物而无情”，也许这些故事是这句话的很好的注脚。起码，我们在这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圣人孔子面对我们普通所经常面临的情感波动时是怎样一种态度，圣人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时是怎样一种想法。

孔子对于当时“礼坏乐崩”的时代有深切的感受，孔子自认为“斯文（即先朝的礼乐典章制度）在我”，所以始终在为恢复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而奋斗，这就是孔子所行之“道”。孔子以自己为“述而不作”－－只是在绍述先代的礼乐典章制度，其实并非如此，在绍述的同时，孔子为旧的礼乐制度找到了内在的情感依据，即“仁”。“仁”首先指示一种情感，即“爱人”，首先从父子、兄弟间的亲情出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由此推己及人，即所谓“忠恕之道”，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孔子对于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实现了仁，也就实现了完满的自我人生。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对后世儒学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在此意义上，儒学尊孔子为鼻祖。同时，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师，据《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比较有成就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孔子招收的学生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孔子教育的内容首先是怎样作一个正当的“人”，孔子教授的方式多是启发式的，孔子鼓励学生谈论自己的观点。上述情况，也许多少能为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提供一些理由吧。

孔子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行编成《论语》一书，是我们今天认识孔子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另外，《史记》中有《孔子世家》，可供参考。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家 世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生 平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年谱

1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

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今从《史记·孔子世家》说。

3岁：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

其父叔梁纥卒，葬于防山(今曲阜东25里处)。孔母颜征在携子移居曲阜

阙里，生活艰难。

5岁：公元前547年（鲁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弟子秦商生，商字不慈，鲁国人。

6岁：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

弟子曾点生，点字皙，曾参之父。

7岁：公元前545年（鲁襄公二十八年）

弟子颜繇生，繇又名无繇，字季路，颜渊之父。

8岁：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

弟子冉耕生，字伯牛，鲁国人。

10岁：公元前542年（鲁襄公三十一年〕

弟子仲由生，字子路，卞人。

是年鲁襄公，其子躌继位，是为昭公。

12岁：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

弟子漆雕开生，字子若，蔡人。

15岁：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

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故曰：“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16岁，公元前536年（鲁昭公六年）

郑铸刑鼎。

弟子闽损生，字子骞，鲁国人。

17岁：公元前535年（鲁昭公六年〕

孔母颜征在卒。

是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19岁：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

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20岁：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

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

鲤，字伯鱼。

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21岁：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

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论语·子罕》) 此“鄙事”当包括“委吏”、”乘田”。

27岁，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

郯子朝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

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30岁：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

自十五岁有志于学至此时已逾15年，孔子经过努力在社会上已站住脚，

故云”三十而立”。(《论语·为政》)

是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鲁国访问。齐景公会见孔子，与孔子讨论秦穆公

何以称霸的问题。

弟子颜回、冉雍、冉求、商瞿、梁鴷生。回字渊，雍字仲弓，求字子有，

瞿字子木，皆鲁国人；鴷字叔鱼，齐国人。

31岁：公元前521年（鲁昭公二十一年）

弟子巫马施、高柴、宓不齐生。施字子期，陈国人；柴字子高，齐国人；

不齐字子贱，鲁国人。

32岁：公元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

弟子端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

34岁：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

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

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聘，问乐于苌弘。

35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

鲁国发生内乱。《史记·孔子世家》云：“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

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孔子在这一年也到

了齐国。

36岁，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得到

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于，被晏子阻止。

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37岁：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

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由齐返鲁。

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葬于瀛、博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

弟于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鲁国入；宪字子思，宋国人。

38岁：公元前514年（鲁昭公二十八年）

晋魏献子（名舒）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

云：“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39岁，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

是年冬天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40岁：公元前512年（鲁昭公三十年）

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故自云

“四十而不惑”。

弟子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国人。

41岁：公元前511年（鲁昭公三十一年）

弟子陈亢生。亢字子禽，陈国人。

42岁：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二年）

昭公卒，定公立。

43岁：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

弟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

45岁：公元前507年（鲁定公三年）

弟子卜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

46岁：公元前506年（鲁定公四年）

弟子言偃生。偃字子游，吴国人。

47岁：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

弟子曾参、颜幸生。参字子舆，鲁国人。幸字子柳，鲁国人。

48岁：公元前504年（鲁定公六年〕

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

《史记·孔子世家》云：“陪臣执国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

《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想见阳虎、后二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

孔子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当在鲁定公五年或鲁定公六年。

49岁：公元前503年（鲁定公七年）

弟子颛孙师生。师字子张，陈国人。

50岁：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

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被子路阻拦。

51岁: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

孔子为中都宰，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四方则之。

弟子冉鲁、曹坅、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鲁字子鲁，鲁国人：坅字子循，

蔡国人：虔字子析，鲁国人；高字子骄，鲁国人：会字子期。鲁国人。

52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

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升大司寇，摄相事。夏天随定公与齐侯相会于

夹谷。孔子事先对齐国邀鲁君会于夹谷有所警惕和准备，故不仅使齐国劫

持定公的阴谋未能得逞，而且逼迫齐国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郓、鄵、龟阴

等土地。

53岁：公元前499年（鲁定公十一年）

孔子为鲁司寇，鲁国大治。

54岁：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

孔子为鲁司寇。为削弱三桓，采取堕三都的措施。叔孙氏与季孙氏为削弱家

臣的势力，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但此一行动受孟孙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

孟孙氏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

弟子公孙龙生。龙字子石，楚国人。

55岁：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

春，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

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离开鲁国到了卫国。

十月，孔子受谗言之害，离开卫国前往陈国。路经匡地，被围困。后经蒲

地，遇公叔氏叛卫, 孔子与弟子又被围困。后又返回卫都。

56岁，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

孔子在卫国被卫灵公夫人南子召见。

子路对孔子见南子极有意见批评了孔子。

郑国子产去世孔子听到消息后，十分难过，称赞子产是“古之遗爱”。

57岁：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

孔子去卫居鲁。夏五月鲁定公卒，鲁哀公立。

58岁：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

孔子居鲁，吴国使人聘鲁，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59岁：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

孔子由鲁至卫。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

在卫国住不下去，去卫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左鬼右隹)

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60岁：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

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

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

被人嘲笑,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

61岁：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

孔子离陈往蔡。

62岁：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

孔子自蔡到叶。叶公问政于孔子，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

在去叶返蔡的途中，孔子遇隐者。

63岁：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

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

由楚返卫，途中又遇隐者。

64岁：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

孔子在卫。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65岁：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

孔子在卫。是年吴伐鲁，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66岁：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

孔子在卫。

67岁：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

孔子在卫。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68岁：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

是年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帅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

才能从何而来？冉有答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于归鲁。

孔于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

季康子欲行“田赋”，孔子反对。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

69岁：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

孔子仍有心从政，然不被用。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

孔子的儿子孔鲤卒。

70岁：公元前482年（鲁哀公十三年〕

孔子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回卒，孔子十分悲伤。

71岁：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

是年春，狩猎获麟。孔了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

修《春秋》。

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及三桓，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桓，

没有得到支持。

72岁：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

孔子闻卫国政变，预感到子路有生命危险。子路果然被害。孔子十分难过。

73岁：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四月，孔子患病，不愈而卒。葬于鲁城北。鲁哀公诔之曰：“?天不吊，

不潎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弟子及鲁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

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